惠栋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乾嘉汉学的多重影响_乾嘉汉学名词解释

　　摘要： 在乾嘉早期，惠栋融个性、家学和时代思潮为一体开创了吴派汉学，成为乾嘉汉学的典范性人物，堪称一代师。他对于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晚清学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二是“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学方法;三是认为唐宋《易》《书》皆不足传，别立清代经典注疏之新体例;最后一点则是至关重要的，提出了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一套新义理学。惠栋上述治学理念及思想主张，皆可视为乾嘉学术集大成者——戴震治学及其反理学思想之嚆矢。
　　关键词： 惠栋；戴震；乾嘉汉学；识字审音；理欲相兼
　　惠栋（1697-1758），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幼承祖训，潜心家学，独树一帜地倡导汉学故训，将个性、家学和整个时代学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终成清乾嘉吴派汉学的典范性人物。正如惠栋再传弟子江藩指出的那样，“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1］惠栋对于乾嘉学术尤其是乾嘉汉学起到了发凡起例之作用。近三十多年来，在继承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胡适、钱穆等人的早期清代学术研究之后，惠栋研究开始趋于活跃并走向纵深，成果较为丰硕。除了日本近藤光男等人对惠氏“学人之诗”的文学研究之外，［2］近年来学界主要集中在其汉学范式、易学思想以其对戴震的影响等三个方面。首先，在惠栋奠立朴学范式方面，李开的《惠栋评传》、漆永祥的《乾嘉考据学研究》以及王应宪的《清代吴派学术研究》等专论都清楚地指出：虽然惠氏具有泥古、博杂和缺少义理阐发的缺陷，但仍不失为乾嘉学术典范转移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其“尊汉抑宋”、“惟汉为是”的尊古立场、“经之义存乎训”的故训研究方法等对乾嘉汉学皆有着创派性影响。［3］其次，易学作为惠栋经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一直备受学界重视，近来涌现出《述易微言》等代表性研究成果。郑朝晖在该书中指出，惠栋的易学理论呈现出以汉易卦气说为基础的取象说、升降说、明堂论三位一体的结构，“关注的中心不是中国传统的不脱离时空背景的‘事实’，而是事物之‘理’，”由此不仅发挥出一套理情成善的礼治理论，而且形成了一套类似于西方近代概念演绎性质的逻辑化方法，为清代儒学的转型提供了思想与方法上的双重支持。［4］再次，关于惠栋对戴震的影响，大多研究也都指出戴震由前期尊重宋儒开始向后期“大反程朱”的思想转变与惠栋的直接影响有关。［5］本文拟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重新疏理总结惠栋在“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方法以及别立经籍注疏新体例等三个方面的创派性贡献，并进一步指出惠栋影响戴震之关键在于其形成了一套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新义理学思想。
　　一、尊经好古：“若经学则断推两汉”
　　经典，是任何文化传统和思想派别都不可或缺的文本载体。对于儒家来说：“经”是永远行之有效的和不会改变的普遍精神法则和思想精髓。当然，有经典就有对其进行注疏、解释和发挥等研究的“经学”。经学的历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6］明末清初之际，经学已然开始弃虚妄返朴实，形成了一股回归经典的潮流。顾炎武“舍经学无理学”的断言，无疑是吹响了有清一代经学复兴和通经致用的号角。然而，清初以降学者重新强调经学的重要性以返本开新、寻求普遍共识的尊经行为导致了两个连锁反应：一个是对经典的不同解释必然会引起经学内部不同历史形态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是尊经会引起与经学并驾齐驱的史学、子学和文学研究者的反抗。
　　第一个反应的结果很明显，那就是汉宋之争。这关系到经典解释的方式与思想内涵。惠栋的父亲惠士奇已然认为:“宋儒可与谈心性，未可与穷经。”［7］惠士奇认为经学宋不如汉的论断，惠栋尝三复斯言，以为不朽。正所谓“张空拳而说经，此犹燕相之说书也，善则善矣，而非书意也，故圣人信而好古”，宋儒的性理之学固然有过人之处，可是这并不能避免惠氏父子用“郢书燕说”来比喻宋儒说经徒逞意见、纰漏百出的缺陷。由于惠栋认定“宋儒经学，不惟不及汉，且不及唐，以其臆说居多而不好古也”，因此汉、宋经学之间，惠栋的最终结论毫无疑问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8］经学方面宋不如汉且不如唐的这一基本判断，成为惠栋矢志恢复汉代经学原貌的基本历史依据。之所以断推两汉之经学，惠栋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近古逼真，“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9］反之，“事不师古，即为杜撰。”［10］二是专门家法渊源有自，“孔子殁后，至东汉末，其间八百年经学授受，咸有家法，故两汉诸儒咸识古音。”［11］（《韵补序》）有如皮锡瑞所言：“传家法则有本原，守专门则无淆杂。”［12］反之，“自我作古，不可以训。”［13］三是重文字故训，“古文古义，非经师不能辨也。”［14］总之，汉儒好古、重家法、尊经，汉代经学近古、专门和用故训的特点被惠栋所继承发明，遂成为惠栋本人治学风格之源薮。在他看来，“汉学”更符合经典文本之原貌，更为接近文本之原意，因此通过研治汉学来重新厘定经典之真实文本就成为惠栋经学考据的直接动机。然而恢复真实文本只是寻求真实义理的前提基础，其深层次的动机并不在于为了经典文本本身，而仍在于通经致用。对于这一点，戴震在其《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曾指出“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之典章制度，由是推求义理，确有依据。”［15］由经文故训而典章制度而义理之学，最后是践履于修身治世，寻求建立一个太平世界。惠栋本人也曾经援引阎潜邱的话来表明了自己的学术追求：“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挍律令条法，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斯真可谓之经术矣。”［16］由此可见，惠栋的学术抱负不可谓不远大。当然，经术与治道之间的距离，治经与治世之间的差别，惠栋作为一介布衣肯定是了然于胸的，至于能不能实现二者的贯通就要另当别论了。
　　明清之际回归经典之运动的第二个连锁反应，就是引发了乾嘉学术中的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之间的论争聚讼。这个问题虽然由来已久，可如何看待考据学术在诸种传统学术门类中的地位与作用，显然是乾嘉学术论争的焦点问题。一代学术宗主钱大昕曾在《廿二史箚记校证序》中为乙部之史学抱不平，对“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传统成见表示过极大不满。［17］戴震则力戒后学方希原“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18］，明显表现出对辞章之学的排斥态度。然而追根溯源的话，乾嘉时期这一争论的始作俑者应即是钱、戴之前辈师长的惠栋。大约在1754年，文坛才子袁枚游历扬州时曾投书请益惠栋，惠栋回信直言“士之制行，非经不可，疑经者非圣无法”，劝戒袁枚文章之学应以经术为本原，否则不免舍本逐末。袁枚对此不能苟同，又回信反驳道“夫人各有能不能，而性亦有近有不近。孔子不强颜、闵以文学，而足下乃强仆以说经。”［19］很显然，袁枚为文学争一席地的愿望之强烈，丝毫不亚于惠栋尊经态度之坚决。如果说在惠栋生前，经典考据学术的力量尚且势单力薄的话，那么在惠栋等人的直接影响之下的考据学者们声气相接，最终蔚为大国，使经史考据当之无愧地占据了乾嘉学界的主流。这其中除了皖派汉学主将戴震、东南儒宗钱大昕之外，尚包括惠栋弟子余萧客、江声等众多才俊。在距离惠栋去世整整60年之后，惠氏再传弟子江藩于1818年在广州刊行了《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乾嘉汉学学者才继编修《四库全书》之后再一次悉数登场，作了一次最有力的集体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