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点校举误] 点校和注释有什么区别
摘要: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过周予同的点校、注释,流传极广,成为经学入门教材。但周注本的点校存在一些失误,却一直没人指正。本文从断句、校勘、分段等方面列举其疏失,并依据《经学历史》初稿本,对周注本失校之处加以弥补。
关键词: 《经学历史》;点校;举误
皮锡瑞是晚清经学大师,所著《经学历史》脉络清晰,论断明快,篇幅短小,为后人了解中国经学提供了很大方便,所以湖南思贤书局1906年刊行之后,一再翻印。先是上海群益书社添加句读,易名为《经学史讲义》,于宣统三年(1911)以铅印发行。1920年代后,上海商务印书馆根据思贤书局本,先后出版影印及排印本。周予同先生为方便初学,又对《经学历史》加以点校、详作注释,于1928年付印行世,成为最好的一个版本。第二年,周予同又作了一次校订,改正标点和注释方面一些明显的错误。周注本在1959年经过再次修订,交中华书局出版,此后一再刊印,直到今天仍在畅销。
周注本《经学历史》虽经一再修正,但仍然存在某些不足与错误,海内外学者时有专文论及,如陈鸿森《皮锡瑞〈经学历史〉周注补正》(载《中国经学》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宋立林《皮著周注〈经学历史〉纠误》(载《文献》2008年1期),但这些文章都是指出周予同注释中的失误,迄今为止没有人对他的点校工作细加检视。有鉴于此,本文主要针对周注本的点校,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
周予同说他点校《经学历史》,是根据思贤书局原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及群益书社铅印本。经过对这三种版本的参互校勘,他发现和纠正了原刻本中的不少文字讹误。其实,皮锡瑞《经学历史》还有一份初稿本,现藏于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可以作为参校本,既能纠正原刻本中的手工之误,也能帮助我们发现周注本的疏失。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各详其例,缀以按语,所引周注本文字,则据中华书局1959年修订本,于引文后标注页码。
第一类:断句之误
1、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据此,则孔子删定《六经》,《书》与《礼》相通,《诗》与《乐》相通,而《礼》、《乐》又相通。(第43页)
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如此断句,下句文意不完整。此句实际上是皮锡瑞引用《史记·孔子世家》之语,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标点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将“弟子”二字下属,作为下句的主语,语顺意明。
2、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第45页)
按:依周注本断句, “听讼”与“文辞” 并列,语义欠通顺。此句也是皮锡瑞引用《史记·孔子世家》之语,可依中华书局点校本,断作:“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将“孔子在位听讼”作为主句,“文辞”应当作听讼的“判词”来讲,语义更加明了。
第二类:校勘之疏
1、《史晨奉祀孔子庙碑》云:“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第41页)
按:碑名中的“奉”字,当作“奏”,此碑为汉碑有名之作,初刻本误刻“奏”字为“奉”,群益本及周注本均沿用而未改。查皮氏初稿本,实作“《史晨奏祀孔子庙碑》”。
2、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第43页)
按:此句是皮锡瑞引用《史记·孔子世家》之语,句中“述”字应正作“迹”。初稿本不误。
3、洪迈《容斋随笔》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第48页)
按:下引文实见于《容斋续笔》卷十四,初刻本误作“随”,应校改。周注本仅对洪迈及其著述作加以解说,未及检核下引文出处。初稿本不误。
4、齐之为《春秋》者,多受胡毋生。(第70页)
按:此句是引用《史记·儒林列传》之语,翻检原书,可知“为”字有误,当校正作“言”字。初稿本不误。
5、丹朱为允子朱(第92页)
按:周注本在凡例说:“凡本书原文避清帝庙讳者,一例改正。”此处“允”字,即是皮锡瑞避雍正帝名讳所改用字,应恢复其本字,作“胤”。
6、朱子答人问胡安定云:“寻常亦不满于胡说,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说其中多使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第274页)
按:此处引文见《朱子语类》卷83,据原文,可知是朱子答人问胡文定,即南宋胡安国。初刻本作“胡安定”,即变为宋初的胡瑗,明显有误。又“说”字,据原文,当改作“就”字。这两处均为刻本之误,周注本均失校。初稿本不误。
第三类:分段之失
1、云“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于后别出鲁君子左丘明云云,则知丘明不在弟子之列,亦未尝口授传指,荀崧以为孔子作《春秋》,丘明造膝亲受者,非矣。荀悦《申鉴》曰:“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而皆自谓真本说。”(第92-93页)
按:根据初稿本,“荀悦《申鉴》曰”以下文字另起一段。但因初刻本“丘明造膝亲授者非矣”恰好排至行末,刻工却未依惯例附上跳行符号,容易使人误以为“荀悦《申鉴》曰”是连排,群益本即有此误。周注本同样未细审上下文意,误从群益本,未加分段。
2、鱼豢序见《三国志注》,令人阅之悚然。夫以两汉经学之盛,不百年而一衰至此;然则,文明岂可恃乎!范蔚宗论郑君“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第141页)
按:根据初稿本,“范蔚宗论郑君”以下文字另起一段。但因初刻本“文明岂可恃乎”恰好排至行末,刻工却未附上跳行符号,容易使人误以为“范蔚宗论郑君”与上文连排。群益本排印时未细审上下文意,有此错误,周注本同样误从群益本,未加分段。
第四类:可据初稿本补正者
1、据郑说,是《孝经》视诸经为最要,故称经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经传》,是作传者亦视诸经为先,与子夏《易传》同时矣。(第41页)
按:据初稿本,“视诸经为先”作“视诸经为最先”,刻本漏“最”字,使上下两句文意失畅。
2、《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艺止七十二人;则孔门设教,犹乐正四术之遗,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第43页)
按:首句,初稿本作“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艺止七十二人”,句首多一“以”字,句意清晰易晓。皮锡瑞此语,实际上是复述前引《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之说,初刻本显然遗漏“以”字。
3、故愚以为明、章极盛之时,不加武、宣昌明之代也。(第139页)
按:下句,初稿本作“不及武、宣昌明之代也”。作“及”字,则语意明白。各本均误作“加”,当据初稿本改正。
4、前乎唐人义疏,经学家所宝贵者,有陆德明《经典释文》。(第207页)
按:据初稿本,“经学家”前有“为”字,加“为”字则语句通畅。
5、家法专门,后汉已绝,至国朝乃能寻坠绪而继宗风。(第321页)
按:“后汉已绝”,初稿本作“汉后已绝”。汉代经学的“家法专门”,事实上是魏晋以后才逐渐废绝,所以若如初刻本作“后汉”,则与史实不符,应予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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