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点校举误] 点校和注释有什么区别
摘要：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过周予同的点校、注释，流传极广，成为经学入门教材。但周注本的点校存在一些失误，却一直没人指正。本文从断句、校勘、分段等方面列举其疏失，并依据《经学历史》初稿本，对周注本失校之处加以弥补。
关键词： 《经学历史》；点校；举误
皮锡瑞是晚清经学大师，所著《经学历史》脉络清晰，论断明快，篇幅短小，为后人了解中国经学提供了很大方便，所以湖南思贤书局1906年刊行之后，一再翻印。先是上海群益书社添加句读，易名为《经学史讲义》，于宣统三年(1911)以铅印发行。1920年代后，上海商务印书馆根据思贤书局本，先后出版影印及排印本。周予同先生为方便初学，又对《经学历史》加以点校、详作注释，于1928年付印行世，成为最好的一个版本。第二年，周予同又作了一次校订，改正标点和注释方面一些明显的错误。周注本在1959年经过再次修订，交中华书局出版，此后一再刊印，直到今天仍在畅销。
周注本《经学历史》虽经一再修正，但仍然存在某些不足与错误，海内外学者时有专文论及，如陈鸿森《皮锡瑞〈经学历史〉周注补正》（载《中国经学》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宋立林《皮著周注〈经学历史〉纠误》（载《文献》2008年1期），但这些文章都是指出周予同注释中的失误，迄今为止没有人对他的点校工作细加检视。有鉴于此，本文主要针对周注本的点校，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
周予同说他点校《经学历史》，是根据思贤书局原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及群益书社铅印本。经过对这三种版本的参互校勘，他发现和纠正了原刻本中的不少文字讹误。其实，皮锡瑞《经学历史》还有一份初稿本，现藏于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可以作为参校本，既能纠正原刻本中的手工之误，也能帮助我们发现周注本的疏失。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各详其例，缀以按语，所引周注本文字，则据中华书局1959年修订本，于引文后标注页码。
第一类：断句之误
1、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据此，则孔子删定《六经》，《书》与《礼》相通，《诗》与《乐》相通，而《礼》、《乐》又相通。（第43页）
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如此断句，下句文意不完整。此句实际上是皮锡瑞引用《史记·孔子世家》之语，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标点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将“弟子”二字下属，作为下句的主语，语顺意明。
2、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第45页）
按：依周注本断句， “听讼”与“文辞” 并列，语义欠通顺。此句也是皮锡瑞引用《史记·孔子世家》之语，可依中华书局点校本，断作：“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将“孔子在位听讼”作为主句，“文辞”应当作听讼的“判词”来讲，语义更加明了。
第二类：校勘之疏
1、《史晨奉祀孔子庙碑》云：“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第41页）
按：碑名中的“奉”字，当作“奏”，此碑为汉碑有名之作，初刻本误刻“奏”字为“奉”，群益本及周注本均沿用而未改。查皮氏初稿本，实作“《史晨奏祀孔子庙碑》”。
2、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第43页）
按：此句是皮锡瑞引用《史记·孔子世家》之语，句中“述”字应正作“迹”。初稿本不误。
3、洪迈《容斋随笔》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第48页）
按：下引文实见于《容斋续笔》卷十四，初刻本误作“随”，应校改。周注本仅对洪迈及其著述作加以解说，未及检核下引文出处。初稿本不误。
4、齐之为《春秋》者，多受胡毋生。（第70页）
按：此句是引用《史记·儒林列传》之语，翻检原书，可知“为”字有误，当校正作“言”字。初稿本不误。
5、丹朱为允子朱（第92页）
按：周注本在凡例说：“凡本书原文避清帝庙讳者，一例改正。”此处“允”字，即是皮锡瑞避雍正帝名讳所改用字，应恢复其本字，作“胤”。
6、朱子答人问胡安定云：“寻常亦不满于胡说，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说其中多使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第274页）
按：此处引文见《朱子语类》卷83，据原文，可知是朱子答人问胡文定，即南宋胡安国。初刻本作“胡安定”，即变为宋初的胡瑗，明显有误。又“说”字，据原文，当改作“就”字。这两处均为刻本之误，周注本均失校。初稿本不误。
第三类：分段之失
1、云“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于后别出鲁君子左丘明云云，则知丘明不在弟子之列，亦未尝口授传指，荀崧以为孔子作《春秋》，丘明造膝亲受者，非矣。荀悦《申鉴》曰：“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而皆自谓真本说。”（第92-93页）
按：根据初稿本，“荀悦《申鉴》曰”以下文字另起一段。但因初刻本“丘明造膝亲授者非矣”恰好排至行末，刻工却未依惯例附上跳行符号，容易使人误以为“荀悦《申鉴》曰”是连排，群益本即有此误。周注本同样未细审上下文意，误从群益本，未加分段。
2、鱼豢序见《三国志注》，令人阅之悚然。夫以两汉经学之盛，不百年而一衰至此；然则，文明岂可恃乎！范蔚宗论郑君“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第141页）
按：根据初稿本，“范蔚宗论郑君”以下文字另起一段。但因初刻本“文明岂可恃乎”恰好排至行末，刻工却未附上跳行符号，容易使人误以为“范蔚宗论郑君”与上文连排。群益本排印时未细审上下文意，有此错误，周注本同样误从群益本，未加分段。
第四类：可据初稿本补正者
1、据郑说，是《孝经》视诸经为最要，故称经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经传》，是作传者亦视诸经为先，与子夏《易传》同时矣。（第41页）
按：据初稿本，“视诸经为先”作“视诸经为最先”，刻本漏“最”字，使上下两句文意失畅。
2、《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艺止七十二人；则孔门设教，犹乐正四术之遗，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第43页）
按：首句，初稿本作“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艺止七十二人”，句首多一“以”字，句意清晰易晓。皮锡瑞此语，实际上是复述前引《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之说，初刻本显然遗漏“以”字。
3、故愚以为明、章极盛之时，不加武、宣昌明之代也。（第139页）
按：下句，初稿本作“不及武、宣昌明之代也”。作“及”字，则语意明白。各本均误作“加”，当据初稿本改正。
4、前乎唐人义疏，经学家所宝贵者，有陆德明《经典释文》。（第207页）
按：据初稿本，“经学家”前有“为”字，加“为”字则语句通畅。
5、家法专门，后汉已绝，至国朝乃能寻坠绪而继宗风。（第321页）
按：“后汉已绝”，初稿本作“汉后已绝”。汉代经学的“家法专门”，事实上是魏晋以后才逐渐废绝，所以若如初刻本作“后汉”，则与史实不符，应予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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