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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_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时间:2019-04-15 06:53:01来源:佩佩美文网 本文已影响 佩佩美文网手机站

      摘要: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共同构成了其“驻”与“返”判断的两个重要因素。不同的社会资本类型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相关组织系统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提高他们的活动效率。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排斥”却制约了这种资本的效力,从而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留在城市完成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必须明确以下路径:从滞留(共栖),到城市适应,再到城市融入(竞争、合作、内化与认同等),最后实现融合(共生)。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社会排斥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57-04
      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利益比较、就业收入、消费水平等构成了其融入意愿的首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紧密相关。一般而言,社会资本较为丰富的新生代农民工通常能够拥有相对理想的工作和收入状况,其市民化的倾向也更为强烈。
      一、理解社会资本
      近几年,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热点之一。作为一种理论工具,社会资本理论对于我们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于1980年正式提出的。他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1]由此可见,布迪厄提出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的,占据的网格位置不同就决定了社会资源和权利拥有量的不同。“社会资本”提出后,引起了理论界极大的研究兴趣,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对社会资本予以了不同的阐释。在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中,美国社会学家林南(Lin Nan)的社会资本概念最为综合,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二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值的资源,这种增值功能不仅体现在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上;三是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得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2]
      从国内研究来看,社会资本是张其仔于1997年最早提出并加以研究的,他认为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就是一种关系网络,一方面把社会网络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把社会网络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赵延东是国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比较深人的一位学者,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方面。他在研究中发现,下岗职工拥有社会资本情况将对其再就业情况产生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再就业情况越好。边燕杰发展了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以及测量方法。他在《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一文中提出,“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质是这种关系网络所蕴含的、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转移的资源。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不能单方面拥有这种资源,必须通过关系网络发展、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3]
      由此可见,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给予不同的阐释。国外学者多是从社会结构资源的角度出发,而国内学者多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但对于社会资本的基本意义和指向是相同的。他们普遍认为,社会资本是不同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个人资源,它能够为结构内的行为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如规范、信任和网络等。一般而言,社会资本所呈现的是个人在一种组织结构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如亲戚、朋友、同学、老乡等关系,一个人能从这些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的资源或利益越高,那么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就越高。
      社会资本大致可以分为个体和集体两个层次,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指的是来源于个体外部社会网络的、嵌入在个体社会网络中的、为个体行动提供便利的资源(这里的资源包括多种形式,诸如权力、财富、声望、信息、机会、知识等)。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指的是集体内部的某些组织特征,包括信任、规范、参与网络等集体内部成员共同拥有的资源。[4]赵立新在《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一文中,将社会资本分为了制度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5]本文将借用这一分类,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具体分析。
      1. 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镶嵌在以传统“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宗法宗族制度”为原则编织而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如礼俗、人情、宗族家族关系、城市中的同乡、帮会等,它具有先赋性、同质性和封闭性的特征。这种社会资本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尤其是初次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城市就业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工是通过亲戚或老乡关系在城市中找到工作而立足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亲戚朋友作为最原始的“强联系力量”,依然是成本最小、可信度最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信息获取的主渠道。此外,这种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精神需求。我国长期“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致使城市居民和农民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中,从生活水平、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都有很大差别,城市居民天然的优越感使他们对农民工或多或少地带有歧视心理,这种心理往往会表现在与农民工的日常交往中,并对农民工造成极大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只有在农民工内部的交往圈子里,才能得以释放和化解。
      2. 组织型社会资本。组织的功能在于整合分散的资源或力量,发挥单个成员所不能发挥的作用,从而提高组织内成员活动的效率。组织型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组织型社会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个体来到城市打工,在由各种组织构成的城市社会中,他们由于缺乏组织的有效整合,很难有自己的发言权,也很难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次,组织型社会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主要途径。借助社区组织的平台,新生代农民工可以与所在社区居民建立起更好的交往和沟通,这种交往与沟通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的重要步骤。再次,组织型社会资本是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生活困难、精神空虚、心理失衡等问题的有效手段。新生代农民工在陌生的城市社会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涉世未深的他们面对这些问题更多地表现出茫然与无助,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有效化解,不仅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造成极大伤害,而且可能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威胁,而有效的组织机构不仅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生活上的帮助,还可以有效疏导和化解他们的负面情绪,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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