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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王船山的评诗观】 王船山的衡阳八景诗

    时间:2019-04-15 06:52:23来源:佩佩美文网 本文已影响 佩佩美文网手机站

      摘要: 通过解读有关文献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梳理了王船山的评诗观,其主要内容是:重视“兴、观、群、怨”的辩证统一;提出如何评诗的双重标准;阐明文本读者的互动关系;实现造就君子的价值目标。从中可以学习借鉴其颇具个性的文艺思想
      关键词: 王船山;评诗;统一;标准;关系;目标
      孔子对于诗歌功能的评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论语·阳货》)后人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诗歌的功能主要有三方面:修身、沟通交往与政治。王船山推崇和继承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并且推陈出新,提出了许多颇具启发意义的独特见解,发掘他这方面的思想贡献,有助于我们领略他的文艺思想。
      一、重视“兴、观、群、怨”的辩证理解
      王船山在《诗译》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第一,何谓“兴、观、群、怨”呢?“诗之泳游以体情,可以兴矣;褒刺以立义,可以观矣;出其情以相示,可以群矣;含其情而不尽于言,可以怨矣。”(《四书训义·论阳货第十七》)在此,“兴”是“泳游以体情”;“观”是“褒刺以立义”;“群”是“出其情以相示”;“怨”是“含其情而不尽于言”。第二,“兴、观、群、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与相互转化。“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经生家析《鹿鸣》、《嘉鱼》为群,《柏舟》、《小弁》为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诗?‘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诗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仿佛遇之,然其能俾人随触而皆可,亦不数数也。又下或一可焉,或无一可者。故许浑允为恶诗,王僧孺、庚肩吾及宋人皆尔。”(《姜斋诗话笺注》卷二)“……小子学之,其可兴者即其可观,劝善之中而是非著;可群者即其可怨,得之乐则失之哀,失之哀则得之愈乐。……小子学之,可以兴观者即可以群怨,哀乐之外无是非;可以兴观群怨者,即可以事君﹑父。”(《四书训义·论阳货第十七》)其一,王船山认为兴中有观,群里有怨,兴观群怨互为一体,难舍难分。“无端无委,如全匹成熟锦,首末一色,惟此故令读者可以其所感之端委为端委,而兴、观、群、怨生焉。”(《古诗评选》卷五,袁彖《游仙》评)他还认为,“兴、观、群、怨”不但是作者表情达意的基本方法和方式,作品“能俾人随触而皆可”,而且也是读者鉴赏诗歌的基本规律,“随所‘以’而皆‘可’”。
      其二,王船山提出以“情”统摄“兴、观、群、怨”。“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遨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诗译》)即“兴、观、群、怨”同源于情,又是“情”的客观内容和表现方式。“唯此窅窅摇摇之中有一切真情在内,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是以有取于诗。”[1]说明了在诗歌的创作或者鉴赏中,人们正是借助兴、观、群、怨四种不同且彼此相互会通的方式,以表达出内心之情感。
      其三,“兴、观、群、怨”可以相互转化。例如,“故《关雎》,兴也;康王宴朝,而即为冰鉴。”(《诗译》)此乃“兴而可观”。但是,“‘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诗译》)这是“观而可兴”。而且,“怨”与“群” 亦可相互转化,“方在群而不忘夫怨,然而其怨也旁寓而不触,则方怨而固不失其群,于是其群也深植也不昧。夫怨而可以群,群而可以怨。”(《诗广传·大雅》二○)另外,“兴、观、群、怨”相互促进。“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 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诗译》)亦即只有当“兴”中蕴含启迪人们现实的思想即“观”,“兴”才深厚;也唯有借助诗中鲜明的形象展示,方能从中获得全新的认识即“观”。同时诗歌还应有“群”——引起情感共鸣和交流,才能“怨愈不忘”。通过对社会讽喻或对个人批评的“怨”,从而增强人们彼此之间的思想与情感上的交流。
      其四,“兴、观、群、怨”之中,王船山并非一视同仁,而是主次有别。他着重强调“兴”和“群”,而对“怨”则持“节”。譬如,他说:“诗言志,歌永言,非志即为诗,言即为歌也。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其枢机在此。”(《唐诗评选》卷一)“兴”缘何最重要?这是由王船山的儒者身份所决定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时刻不忘为人的心灵立法——塑造理想人格与实现道德境界。对于“怨”,王船山主张“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含其情而不尽于言”、“旁寓而不触”、“怨而不失其群”等。例如他在评论《题应圣观》时说:“句带讽刺,俱令人以意得之,可云‘诽而不伤’。”[2]“贞于情者怨而不伤,慕而不暱,诽而不以其矜气,思而不以其私恩也。”(《诗广传》卷一)但是,他对宜家利国之“怨”却持肯定态度。如:“道在安身以卫主,身不安而怨,虽怨利禄之失可矣,道在固好以宜家,好不固而怼,虽怀床第之欢可矣。”(《诗广传》卷一)一方面反映了王船山所继承儒家“中庸之为道”的处事原则以及“中和之为美”的审美原则。例如,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论语·八佾》)另一方面也与王船山的政治立场有关,他希望不同阶层的人能和睦、有序地生活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防止“以怨损群”——尤其应避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矛盾的激化。
      因而,王船山注重诗歌的礼教作用,强调诗歌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他念念不忘宣扬封建“忠孝”伦理——“可以兴观群怨者,即可以事君父——忠孝,善恶之本,而歆于善恶以定其情,子臣之极致也。”(《四书训义》卷二十一)他希望通过“诗教”的“兴观群怨”,人们能够“温柔敦厚”。《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3]
      二、提出如何评诗的双重标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认为,“文艺标准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是怎么样呢?……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4]其实,王船山老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评诗的双重标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或者更加通俗地讲,是意识形态(阶级)标准与审美标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姜斋诗话笺注》)但毛、王在境界上有天壤之别:毛泽东是基于人民大众的立场,把无产阶级道义论与功利论统一起来;王船山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旨归。王船山所处的明末清初,“今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世。”[5]因为诗“陶冶性情,别有风旨。”(《诗译》)具体地说,从艺术标准看,诗应“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是以有取于诗。然因此而诗,则又往往缘景,缘事,缘以往,缘未来,终年苦吟而不能自道。以追光蹑景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诗家正法眼藏。”[6]例如,“柳叶开时任好风”、“风正一帆悬”、“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等。从政治标准看,诗是用来“言”情和“达”情的。“是故文者,白也,圣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匿天下之情,则将劝天下以匿情也。”;“上不知下,下怨其上;下不知上,上怒其下。怒以报怨,怨以益怒,始於不相知,而上下之交绝矣。夫诗以言情也,胥天下之情于怨怒之中,而流不可反矣,奚其情哉!且唯其相知也,是以虽怨怒而当其情实。如其不相知也,则怨不知所怨,怒不知所怒,无已而被之以恶名。”(《诗广传》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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