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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儒学神化看《五经》特点】 中国儒学的特点

    时间:2019-04-15 06:52:41来源:佩佩美文网 本文已影响 佩佩美文网手机站

      摘 要:儒学神化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独特的历史政治现象,它根源于先汉《五经》,又创造了不同于先汉《五经》的新儒学体系。它依据自身神化的理论需求和《五经》的特点,在神化的过程中,直接吸收了《五经》之一的《春秋》理论,又委婉地排斥了其它四经,完成了儒学在西汉的神化。从儒学神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来考察儒学《五经》,既能全面考察《五经》的特点,又能全面认清儒学神化与《五经》的关系。
      关键词:儒学 神化 易 诗 书 礼 春秋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45-49
      一、儒学神化的含义:
      儒学神化是区别于先汉儒学世俗化的提法,其本质是儒学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儒学神化是对先秦儒学不断改造以适应新的历史形式所做出的自身调整,这种调整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以大量吸收阴阳五行家思想为主要特点,最终形成了有别于先汉的儒学新体系。新的儒学体系,作为官方政治哲学,不仅统治了有汉一代,而且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阎步克认为,儒学早期(主要是汉代)含有较多的非理性因素,包括经典崇拜,古礼崇拜,天人感应,三统五德说之类神学成分。这是对儒学在汉代自身特点的中肯评价,任继愈、侯外庐等前辈对儒学也有类似的看法。汉代儒学神化以《春秋》(尤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以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的完成为标志,实现了儒学第一步神化。
      二、汉初《五经》的发展与儒学神化的需求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1]《艺文志》至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1]《艺文志》以《易》、《诗》、《书》、《礼》、《春秋》等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经历秦朝焚书坑儒的打击后再次全面复兴,逐渐形成了新的传授系统。“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1]《儒林传》为了能引起统治者对该学派的重视,进而能登堂入室,各家传人都在思想和理论上做着不同的准备。
      与此同时,在秦汉的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神秘主义的环境下,儒学要战胜道家学派,实现经世治国,必然要完成《五经》与神秘主义的结合。五经作为儒学学术体系的核心内容,从儒学本身来讲,亦各有侧重,五经的这种区别,构成了《春秋》在汉初特定历史条件下受到统治者重视的内在基因,也为儒学神化提供了选择的空间,适应了儒学神化的需求。我们从儒学神化的角度来考察《五经》,更能够全面的认识《五经》和了解儒学的全貌。
      三、儒学神化视角下《五经》特点分析
      司马迁云:“闻之董生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纪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故长于风。……《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2]《太史公自叙》董仲舒以简约的语言归纳了《五经》的特点,为我们研究《五经》奠定了基调。从儒学神化的理论来源和儒学神化的需求看,《五经》又呈现出新的特点。
      1、《易》——儒学的哲学本体文化
      《易》也称《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是一部占筮书,《易传》则是一部哲学书。班固认为“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1](《艺文志》)后世儒学所继承的主要是《易传》关于探讨万物的本原和世界运动规律的哲学思想。“《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艺文志》此所谓用一而统万端。由此提出了一个包括天道、地道和人道在内的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
      《易传》指出“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感而万物生”,把丰富多彩的自然界本身当作万物生成的本体,天地在万物生成中起主导作用。同时把阴阳二气交互感应看成是天地生成万物的具体过程,使阴阳上升成为表述自然界普遍联系的范畴。《易传》还把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3]《说卦传》阴阳范畴就成为了一个贯穿天道、地道和人道的总规律。在世界本原问题上《易传·系辞下》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即天地未分的整体,是天地的本原。《易传》的太极论奠定了儒家本体论的基础。揭示了自然世界及社会生活的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并提出了一个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本体论,这是《易》作为儒家经典最重要的特征。
      《易传》也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上为统治阶级提供理论上的辩护。“天地尊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3]《系辞上》把社会实际的尊卑关系用天地乾坤的本体理论进行论证。《易传·系辞下》讲“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阳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坤卦·文言传》也指出,“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用天地阴阳等理论论证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现象,开儒学神化之先河,但《易经》的占筮功能,《易传》过于抽象和难懂,与汉代政治现实又有着较大的距离,这就决定了《易》作为一本大众化的神学教材和普及性神学意识说教是不适应社会中基本社会阶层。步入汉代随着文明的进步,《易》所留给后世儒家依据易经的法则来察往彰来,索隐探赜,在政改中可以作为理论的依据与来源,其独立行使经世治国则难成其命,但其探索世界与宇宙的本体论思想则成为《易》代代相传的不竭动力。
      2、《诗》——儒学的生活百科文化
      《诗》共收诗歌305篇,郑樵云:“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4](《总序》)因此《诗》是反映不同阶层、不同生活方面的乐歌。
      《诗》少量来自上层,大多采自民间,是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生活的真实写照。如《大雅》、《小雅》、《颂》的作者,大部分为朝廷的公卿士大夫及乐师、太师等,反应的则是庙堂之事。《风》多为民间乐歌,多数作者在流传过程中已不可考,反应的则是乡土人情。如果说反应上层生活的《雅》《颂》有纪录的话,那么《风》的传承则主要依据民间的口头的流传。《诗》之所以数百年流传而不失,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强烈的生活性和与民众生活的贴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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