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法律制度与窦娥冤 元朝法律制度

法制史：元朝法律制度概况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参照唐宋旧制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同时仍沿袭原有的民族传统。由于他们以征服欧亚大陆者自居，怀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种族偏见，因而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

（一）立法指导思想

蒙古族游牧部落时期，主要以习惯法调整社会关系。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国后，主张遵循祖宗旧制，仍以习惯法为主。忽必烈即位后，不断扩大征服区域，并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统一国家，开始加速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受到汉族政权的法制影响，他逐渐接受旧臣汉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祖述变通”、“附会汉法”、“参照唐宋之制”等立法指导思想，既吸收唐宋法制，又保留蒙古旧制，实行民族分治，形成了元朝独特的法制特点。

（二）蒙古国立法活动

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曾采纳金国降将郭宝玉建议，制颁《条画五章》。其大体内容包括出军不得妄杀，刑狱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具体条文十分简单。这是蒙古国立法的开端。

随着蒙古帝国的发展与扩张，成吉思汗的权力不断强化，他所发布的各种命令成为不可触犯的法令，被编写在纸卷上，称为“札撒”。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归来，下令编纂颁布“札撒和训言”，史称《大札撒》。其内容十分庞杂，包括刑事、民事、军事、宗教、审判、治安等各个方面。凡违反“札撒”者，要受到处罚，甚至处死刑。成吉思汗还要求后继者，即位时必须隆重宣读并严格遵守《大札撒》。“札撒”对元朝立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民族性与准军事化特征，在元朝历代成文法中都有体现。成吉思汗的部分语录与训令，在后来不断纂修新法律时，也以“诏制”形式固定下来。

蒙古国入主中原之后，《大札撒》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蒙古新汗窝阔台曾制颁《条令》。忽必烈继位后，开始适用仿照唐律修订的金代《泰和律》。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下诏禁用金代《泰和律》，着手制定元朝法律。

（三）元朝主要立法

元朝统一政权建立以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立法活动，先后编撰了多部综合性的法律

汇编。

第一部是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颁行的《至元新格》。它汇辑了元朝建立以来的条格、成例等法律法规，内容包括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等十个方面。

第二部是仁宗（1312年—1320年在位）时编辑的《风宪宏纲》，这是一部关于纲纪、吏治方面的法律汇编。“风宪”原指风纪法度，中国古代常指监察官员整肃吏治。延祐二年（1315年），曾参照元朝历代条格编纂法律，包括诏制、条格、断例三部分。第二年纂成，但未颁行。后将现行格例、条画中有关风纪的内容汇辑成《风宪宏纲》，作为专门的监察条令予以颁行。

第三部是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完成的《大元通制》。它汇集世祖以来的条格、诏令和断例编纂而成，是元朝最系统完备的法典，包括诏制94条，条格1 151条，断例717条，令类577条，共2 539条。

第四部是英宗时期由地方官府编辑的《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这是一部世祖以来50多年间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各方面圣旨、条画的汇编，内容共有60卷，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十类，下分373目，目下又列有条格。《元典章》按六部行政机关分类的体例，直接影响到《明律》的篇目结构，并为《清律》所继续沿袭。

最后一部是元末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颁行的《至正条格》。它基本沿袭了《大元通制》的编辑体例，其内容共2 909条，分为诏制150条，条格1 700条，断例1 059条。

（四）元朝立法特点

元朝立法受两宋编敕、编例的影响较大，经常将皇帝敕令及成例加以整理编辑，具有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各种法规汇编的性质，而且其中诏制、条格、断例占有很大比重，往往是一事立一法，因而律条庞杂，结构松散，致使法律内容很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