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西学思想的主张 严复教育革新思想探析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转型，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在理论转型中最核心的是严复资产阶级自由国民的近代教育目标的确立，围绕这一目标，从教育对象、教育原则到教育内容和方法，严复提出了一系列的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开启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大门。
　　关键词：自由国民 体用一致 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88-92
　　在中国教育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实践中的里程碑，然而在理论中的探讨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展开，整个半个世纪争论的集大成者，可以说是世纪之交严复对中国教育发展的设想。如果说洋务派、改良派们还是在“半土半洋”“半古半今”的转型中踌躇徘徊，那么，严复已经超越了他们，走向了教育近代化。这不仅体现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对教育目标的设定、教育对象的选定以及教育原则的确立。
　　一、近代教育目标——资产阶级自由国民
　　在严复构建的教育体系中，教育目标是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内容。中国自古以来，读书、教育的目标都是“学而优则仕”，即为国家培养政治人才，培养各级官吏。传统的这种教育目标是附属于政治的，人才所具备的素质是伦理本位的：“德”讲求的是封建伦理道德，强调个体对道德规范体系的自觉遵从，忽视个体意志的自由选择；“智”虽然是“四德”或“五常”之一，但在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道德信条下，“智”也被加上了道德的藩篱，忽视了个体智力在非道德方面的发展；“体”的方面更是缺乏，基本没有对体育的论述。到了近代，洋务派要培养的是具备西方“制器之器”的应用人才，将西学中科学知识纳入学习范围，早期改良派更进一步，将西方的“政事”纳入人才的知识结构。但二者不仅均未涉及人才体育方面，而且对“智育”尤其是“德育”方面依然没有脱离封建道德体系，在“中体西用”原则下，人才培养目标依然没能转向近代化。
　　严复对于人才培养目标近代化的探索，较早的体现在《原强修订稿》中：“夫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1］(P20)也就是说，严复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内在结构中包含德、智、体三方面。在培养目标的这三个方面中，最为体现其近代化的当属“德”这一方面，因为“智”的方面是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均已认识和实践过的，虽然程度上有所差异，但绝非是开天辟地的；而“体”的方面虽是严复首次明确提出，但一方面他自己未能给予更多的论证和充分的实践，另一方面这一点也是当时的封建统治集团和洋务派、早期改良派所能接受的。严复的先见之处在于他对教育目标的“德”方面注入了个体自由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个体意识，这是对忽视个体自由和个体意识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根本上的冲击，这也正是其近代化教育目标的体现。他从如何使中国摆脱贫弱出发，通过中西对比，指出西方之所以富强，“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2］在严复看来，富强与否关键在于是否具有使学术和刑政良好发展和保障个体自由的充分发挥社会环境。个体的自由竞争创造了价值，促使社会向前发展，个体为私的努力，造就了国家的更加富强，“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驰并进，以相磨砻，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既日异，彼亦月新。”［1］(P23)从社会竞争规律角度，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必须要保证个体自由的充分发挥，在教育培养目标上，就要培养具备独立自由的个体。总之，严复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德智体兼具的人，即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有体力、人格独立的资产阶级自由国民。这一目标的确立，“无疑抓住了中国教育目标未能真正近代化的症结，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教育目标近代化的历史课题……他以个体自由为核心的教育目标的提出，也就标志着在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教育理论的诞生。”［3］
　　二、教育对象——精英转向大众
　　严复在确立了教育目标和三育并举的教育体系后，自然会涉及到教育活动的承受者——教育对象的问题。早在1895年，他就批评中国教育是具有封建等级性的一种不公平的教育：“至于吴民，则姑亦无论学校已废久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簷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闻有孰教之者也。”［1］(P30)然而此时西方的教育却是另一番景象：“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继今以往，将皆视物理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各国皆知此理，故民不读书，罪其父母。”［4］(P48-49)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也必须要实施以德智体三育并举的面向广大民众的大众化教育，这是自然而然的。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严复非但没有进一步论述其大众化教育的问题，反而是强调当时情况下，中国还不能立即普及教育、提高民智以推行民主政治，而应当对知识阶层进行教育，实施精英教育，何以如此？这主要是严复受“重渐变轻突变”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其认为，要普及教育需要有“圣人”存在，通过这些“圣人”去启蒙和教育广大民众。在《辟韩》一文中严复指出，“是故使今日而中国有圣人兴，彼将曰：‘吾之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乃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无相欺、相夺而相患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5］这一点更明显体现在就《原富》的翻译语言与梁启超的争论。梁启超认为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应当从贵族化转向大众化，那么语言也需通俗化、大众化，他批评严复的翻译“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6］对此，严复的答复是“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7］可见，严复在此强调的依然是精英教育——“中国多读古书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