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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船山 王船山《庄子解》中的庄学理路略论

    时间:2019-04-15 06:52:37来源:佩佩美文网 本文已影响 佩佩美文网手机站

      摘要: 晚明庄学昌盛,解庄著述辈出。王船山作为明末大儒,在其《庄子解》中,由庄子内七篇宗旨的归纳而建构起其心目中的“庄学”,并以此来判外杂,这一做法至今影响庄学研究,但缺少深入的专题探究,本文即对王船山的这一重要庄学解释学理路进行深入剖析。
      关键词: 王夫之;《庄子解》;建构;庄学理路
      众所周知,船山之学是在其身后两百年被发现,对清季民初的学人影响可谓十分深远而广泛,尤其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从祀文庙之后。[1]而且,其重要思想资源又直接参与到20世纪当代新儒家思想学说的形成,①并进一步波及到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史整理与研究工作。此诚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大公案,惜治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学者至今似乎罕有较为深入和全面的梳理与研究。然此非本文旨趣所在,本文只是试图初步梳理出船山庄学的建构和若干特色。
      一、王船山与《老》、《庄》
      王夫之于公元1672年重订其《老子衍》;1679年作《庄子通》,时年六十;大约在其后不久,便开始作《庄子解》。故《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三书②可作为船山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③
      明末清初,庄学兴盛,注庄学者遍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解庄风格不拘一格,文章多生动活泼,而义理发挥尤多。1671年,在方以智去世后不久,王夫之在为其所作悼亡诗中,就有传诵甚广的一句“何人抱器归张楚,馀有《南华》内七篇”,上句乃是用秦末孔子后人孔鲋率邹鲁儒生负孔子礼器归附陈胜,并为博士官,而后终与陈胜“俱死”的典故(见《史记·儒林列传》),故此诗句所言,即是方氏《药地炮庄》中所秉承其师觉浪道盛的庄子乃“孔门托孤”之说,于此亦可见船山十分重视方氏《药地炮庄》一书。[2]又其子王敔为《庄子解》增注中多引明代前人注释,而以方以智为最多,或与船山平日授教有关。但是,对于晚明“三教合一”思潮下之种种儒释道互释之说,船山亦深有警惕,并加以痛斥,“强儒以合道,则诬儒;强道以合释,则诬道”,比附缀合而相杂糅,犹如“闽人见霜而疑雪,洛人闻食蟹而剥蟚蜞”(《老子衍·自序》)。易言之,“会通”之学对于高明而又能沉潜者,固能成其大;余者若轻易为此,则多易流于浅薄之附会,乃至非愚即诬。
      晚明学人多重《庄子》内七篇,如万历高僧憨山德清即尝明言《庄子》“一部全书,三十三篇,只内七篇,已尽其意,其外篇皆蔓衍之说尔。”[3]船山亦认同此说,除《庄子解》中随处可见的直接表述外,前引诗句亦可为证。但与德清不同的是,德清认为《庄子》乃《老子》之注疏,因此认同焦竑“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4],在其《观老庄影响论》一文中力阐此说。而老、庄一脉相承本是史迁以来传统上一般的看法,在道教兴起之后因为宗教上的需要,更是如此。但是船山对此却颇不以为然,船山称:
      庄子之学,初亦沿于老子,而“朝彻”“见独”以后,寂寞变化,皆通于一,而两行无碍:其妙可怀也,而不可与众论论是非也;毕罗万物,而无不可逍遥;故又自立一宗,而与老子有异焉。(《庄子解·天下》)
      船山认为庄子“虽与老子相近,而别为一宗”(《庄子解·外篇》)。船山对老子之学评价不高,其自称所著《老子衍》的目的亦重在“指瑕”,[5]船山学术多不拘教派一格的特点亦于此可见。船山认为老子有“三失”:
      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老子衍·自序》)
      但总体来说,从《老子衍》文本来看,船山尚能做到同情地理解老子。这是因为在船山看来,“三失”事非孤起,莫不有邻,所失在于执着把持于补偏救弊之论,终成后代之流弊,至于“流害于后世”,而这些都本非老子本人所愿见。同时,船山认为,庄子之学庶几能免乎此,因为其能“自说自扫”,不滞一端,“不示人以可践之迹”(《庄子解·天道》);庄子“所诮”之儒,乃是“执先圣之一言一行,以为口中珠,而盗发之者”(《庄子解·天下》),而老子以及诸家“群言之兴”不过是“唯有尧舜而后糠粃尧舜之言兴,有仲尼而后醯鸡仲尼之言出”,结果只是“入其室,操其戈;其所自诧为卓绝者,皆承先圣之绪馀以旁流耳”(《庄子解·天下》):此庄学高于老学以及诸子百家之处。易言之,船山认为,庄子不同于老子,在于庄子并不给人提供一套可以倚靠把执的学说,不管是“仁义”还是“非仁义”,儒、墨之是非等,都是“可践之迹”;一落入“迹”,便注定会有流弊从此生:庄学之凌空高蹈处在此。故王夫之对于《庄子》中解老意味较强的《骈拇》、《马蹄》、《胠箧》以及《天道》诸篇亦评价不高,并认为《天道》所言“亦未尽合于老子,盖秦汉间学黄老以干人主者之所作”(《庄子解·天道》)。
      而进一步,船山此种“庄子印象”绝非空穴所来之风,乃是由内七篇文本的解读与诠释所形成,构建出一种属于“庄子本人”的思想以及文风,并用以来判别外杂篇的“真伪”。关于此“庄子本人”是否确系历史上的庄子本人的问题,因上古文献阙如,著述多单篇流传,版本传抄谱系纷繁莫知,兼笔者学力不逮,钩沉古史绝非易事,故姑置不论。但船山此种做法却无疑成为了得到现代学者较为广泛认同的一种对《庄子》文本处理方式。
      二、由内七篇宗旨建构起“庄学”之“大宗”
      船山于《逍遥游》篇首释题,即以“寓形于两间”之“游”的精神统贯内七篇的“题要”:
      物论可齐,生主可养,形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远,帝王可应而天下治,皆吻合于大宗以忘生死;无不可游,无非游也。(《庄子解·逍遥游》)
      是故养生之主只是“善以其轻微之用,游于善恶之间而已矣”(《庄子解·养生主》),而“人间世无不可游也”(《庄子解·人间世》),这是因为若“休乎天均”,则“任物各得,安往而不适其游哉!”(《庄子解·逍遥游》)《庄子》内七篇的标题并非取首字,而是对内容宗旨的提炼,具有一定的归纳性,而船山将这七个篇目名一以贯之,以七篇并非有七个不同的“宗”,而是“七篇之大指,归于一宗者也”(《庄子解·大宗师》)。
      此处尚略值一提的是,晚明清初学术亦是“宗旨”纷出,[6]群言经常为此争辩不休,船山或亦有见于此而发。船山将《庄子》“齐物论”三字释为“物论”可“齐”,《齐物论》“故有儒墨之是非”一句下王敔增注:“评曰:一篇提要。”《齐物论》篇旨释作如此,船山大约才会更心有戚戚焉。并且,船山认为这样的“齐物论”正是“庄生凌轹百家而冒其外者也”,此亦未尝不可看作身处明末清初的船山的一种夫子自道,或者至少是与庄子尚友千古而引为同道的一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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