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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时期王船山的主要映像】 辛亥革命电影

    时间:2019-04-15 06:52:33来源:佩佩美文网 本文已影响 佩佩美文网手机站

      摘要: 晚清为政治巨变时期,因此晚清革命者和清官方都对传统思想资源王船山进行了重新塑造,形成了民族主义者和正统卫道大儒的不同映像。各方争夺王船山资源的过程,实际就是时代各种力量展现各自的社会理念、意识形态的过程,其论争结果如何与各方的势力消长密切相关。
      关键词: 辛亥革命;王船山;映像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在抗清斗争失败后隐居衡阳石船山著述,世称船山先生。自晚清起,船山研究渐成显学。不同的时代,王船山在人们心目中的映像是不同的,这除了因为人们研究的视角不同之外,更与时代的需要紧密相关。辛亥革命时期亦是如此。
      一、从传统“夷夏之辨”的代表人物到近代民族主义者
      “夷夏之辨”是传统的民族观念的核心内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直是中国人一种坚定的民族观念。自古代以来,“夷夏之辨”就是处理华夏利益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每当夷狄进逼中原,华夏文化发生危急的时刻,这个观念特别明显。明末清初,“夷夏之辨”更是激烈。满族入主中原之际,明季遗民反抗激烈,虽然抗清失败,但富有夷夏观念的民族思想愈发显著,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就是如此。在这其中,王夫之持“夷夏之辨”最为激烈。这对清朝初期的统治是极端不利的,因此,清初通过文字狱等方式,极力泯灭满族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界限。随着清朝的强大,满汉之间的“夷夏之辨”逐渐衰落。但是“夷夏之辨”观念本身并未衰落。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夷夏之辨”作为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的思想武器,又显示了他特有的作用。因此,作为“夷夏之辨”思想最为激烈的王夫之的著作也逐渐大规模的印刻。不过,令统治者始料不到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之初的辛亥革命时期,“夷夏之辨”的大旗被再次举起,并且应用到了清政府自己的身上,“夷夏之辨”的结果就是“攘夷排满”,且成了时代的主流。
      民族主义是辛亥革命时期用以排满革命的大旗。王船山一生抗满清,“抗献忠,远必正,遁定国,避三桂,异事同情,初终一致”;73岁时作绝笔一首,自叹“荒郊三径绝,亡国一臣孤”,始终把自己作为“明遗臣”[1]。王船山这些抗清史事和言论正是革命者所需要的。因此,在辛亥革命时期,王船山在革命者的映像中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章太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接受船山民族思想最突出者。他首先继承了王船山“夷夏大防”高于一切的思想,承认种族本不同,但最后都只能归于“王道”。
      章太炎在《訄书·序种姓上第十七》里说:“懿!亦建国大陆之上,广员万里,黔首浩穰,其始故不一族。太皞以降,力政经营,并包殊族,使种姓合齐,以遵率王道者,数矣。文字政教既一,其始异者,其终且醇化。是故淳维、姜戎,出夏后、四岳也,窜而为异,即亦因而异之。冉駹朝蜀,瓯越朝会稽,驯而为同,同则亦同也。然则自有书契,以《世本》、《尧典》为断,庶方驳姓,悉为一宗,所谓历史民族然矣。自尔有归化者,因其类例,并包兼容。魏、周、金元之民,扶服厥角,以奔明氏,明氏视以携养蘖子,宜不于中夏有点。若其乘时僭盗,比于归化,类例固殊焉,有典常不赦。善夫,王夫之曰:‘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不其然乎!”[2]
      明显,章太炎用“夷夏大防”以排满,认为满乃异族,不具正统性。
      其实章太炎这种思想乃是属于传统的“尊王攘夷”说,只是此时的“王”非满族统治者,而乃汉族统治者,其学理来源源于王船山的“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
      章太炎这种思想,早已有之,他后来对弟子说:“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3]
      不过,对于王船山的这种民族思想,章太炎还有一番评论。1906年7月《民报》第六期登载了章太炎的一段《演说录》,章太炎演说道:“兄弟小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4]
      可见,此时在章太炎的心目中,王船山“保卫汉种”这个映像是很深的。他也怒斥那些汉人大臣们虽读船山书却仍为满族统治服务的人。比如对曾、左、罗、彭等人,他认为:“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二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议以震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5]
      《船山遗书》本为曾国藩等所刻。曾国藩何尝不知船山的“夷夏之辨”思想,不过曾氏等人刻船山之书,宣扬“夷夏之辨”之“夷”已非旧夷,而是新夷——中国之外的资本主义。所以说曾刻船山书,不过是视船山为“尊王攘夷”之人也。此“王”即是旧时“夷夏之辨”之“夷”而已。
      然而,章太炎不这样认为,他仍然视曾国藩为“攘夷之人”,不过此“夷”仍为当朝满清。他在《书曾刻船山遗书后》猜测解释了曾国藩刻书的意图。他说:“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余终不敢信。最后有为国藩解者曰:‘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于攘满洲者,国藩缓于攘满洲者。自湘淮军兴,而驻防之威堕,满洲人亦不获执兵柄,虽有塔齐布、多隆阿辈伏匿其间,则固已为汉帅役属矣。自尔五十年,虏权日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时抗大命,乔然以桓文自居。巡防军衰,而后陆军继之,其卒徒皆汉种也。于是武昌倡义,尽四月而清命斩,夫其端实自国藩始。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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