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王船山的主要映像】 辛亥革命电影

　　摘要： 晚清为政治巨变时期，因此晚清革命者和清官方都对传统思想资源王船山进行了重新塑造，形成了民族主义者和正统卫道大儒的不同映像。各方争夺王船山资源的过程，实际就是时代各种力量展现各自的社会理念、意识形态的过程，其论争结果如何与各方的势力消长密切相关。
　　关键词： 辛亥革命；王船山；映像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在抗清斗争失败后隐居衡阳石船山著述，世称船山先生。自晚清起，船山研究渐成显学。不同的时代，王船山在人们心目中的映像是不同的，这除了因为人们研究的视角不同之外，更与时代的需要紧密相关。辛亥革命时期亦是如此。
　　一、从传统“夷夏之辨”的代表人物到近代民族主义者
　　“夷夏之辨”是传统的民族观念的核心内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直是中国人一种坚定的民族观念。自古代以来，“夷夏之辨”就是处理华夏利益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每当夷狄进逼中原，华夏文化发生危急的时刻，这个观念特别明显。明末清初，“夷夏之辨”更是激烈。满族入主中原之际，明季遗民反抗激烈，虽然抗清失败，但富有夷夏观念的民族思想愈发显著，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就是如此。在这其中，王夫之持“夷夏之辨”最为激烈。这对清朝初期的统治是极端不利的，因此，清初通过文字狱等方式，极力泯灭满族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界限。随着清朝的强大，满汉之间的“夷夏之辨”逐渐衰落。但是“夷夏之辨”观念本身并未衰落。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夷夏之辨”作为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的思想武器，又显示了他特有的作用。因此，作为“夷夏之辨”思想最为激烈的王夫之的著作也逐渐大规模的印刻。不过，令统治者始料不到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之初的辛亥革命时期，“夷夏之辨”的大旗被再次举起，并且应用到了清政府自己的身上，“夷夏之辨”的结果就是“攘夷排满”，且成了时代的主流。
　　民族主义是辛亥革命时期用以排满革命的大旗。王船山一生抗满清，“抗献忠，远必正，遁定国，避三桂，异事同情，初终一致”；73岁时作绝笔一首，自叹“荒郊三径绝，亡国一臣孤”，始终把自己作为“明遗臣”［1］。王船山这些抗清史事和言论正是革命者所需要的。因此，在辛亥革命时期，王船山在革命者的映像中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章太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接受船山民族思想最突出者。他首先继承了王船山“夷夏大防”高于一切的思想，承认种族本不同，但最后都只能归于“王道”。
　　章太炎在《訄书·序种姓上第十七》里说：“懿！亦建国大陆之上，广员万里，黔首浩穰，其始故不一族。太皞以降，力政经营，并包殊族，使种姓合齐，以遵率王道者，数矣。文字政教既一，其始异者，其终且醇化。是故淳维、姜戎，出夏后、四岳也，窜而为异，即亦因而异之。冉駹朝蜀，瓯越朝会稽，驯而为同，同则亦同也。然则自有书契，以《世本》、《尧典》为断，庶方驳姓，悉为一宗，所谓历史民族然矣。自尔有归化者，因其类例，并包兼容。魏、周、金元之民，扶服厥角，以奔明氏，明氏视以携养蘖子，宜不于中夏有点。若其乘时僭盗，比于归化，类例固殊焉，有典常不赦。善夫，王夫之曰：‘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不其然乎！”［2］
　　明显，章太炎用“夷夏大防”以排满，认为满乃异族，不具正统性。
　　其实章太炎这种思想乃是属于传统的“尊王攘夷”说，只是此时的“王”非满族统治者，而乃汉族统治者，其学理来源源于王船山的“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
　　章太炎这种思想，早已有之，他后来对弟子说：“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3］
　　不过，对于王船山的这种民族思想，章太炎还有一番评论。1906年7月《民报》第六期登载了章太炎的一段《演说录》，章太炎演说道：“兄弟小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4］
　　可见，此时在章太炎的心目中，王船山“保卫汉种”这个映像是很深的。他也怒斥那些汉人大臣们虽读船山书却仍为满族统治服务的人。比如对曾、左、罗、彭等人，他认为：“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二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议以震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5］
　　《船山遗书》本为曾国藩等所刻。曾国藩何尝不知船山的“夷夏之辨”思想，不过曾氏等人刻船山之书，宣扬“夷夏之辨”之“夷”已非旧夷，而是新夷——中国之外的资本主义。所以说曾刻船山书，不过是视船山为“尊王攘夷”之人也。此“王”即是旧时“夷夏之辨”之“夷”而已。
　　然而，章太炎不这样认为，他仍然视曾国藩为“攘夷之人”，不过此“夷”仍为当朝满清。他在《书曾刻船山遗书后》猜测解释了曾国藩刻书的意图。他说：“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余终不敢信。最后有为国藩解者曰：‘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于攘满洲者，国藩缓于攘满洲者。自湘淮军兴，而驻防之威堕，满洲人亦不获执兵柄，虽有塔齐布、多隆阿辈伏匿其间，则固已为汉帅役属矣。自尔五十年，虏权日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时抗大命，乔然以桓文自居。巡防军衰，而后陆军继之，其卒徒皆汉种也。于是武昌倡义，尽四月而清命斩，夫其端实自国藩始。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