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_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摘 要：中国宗法社会发展到宋代，产生了大量脱离社会秩序的游民，形成游民阶层，在游民中产生了通俗文化、通俗文学。游民不同于宗法人之处，在于他们有反社会性、主动进击精神和帮派意识，义气是他们联系的纽带。产生于游民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又为游民的组织、活动提供了理论武器。从游民文化看中国历史，是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
　　关键词：游民 反社会性 主动进击精神 帮派意识　通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1-7
　　谢谢大家，今天能抽出星期天的宝贵时间，到这里来听我胡扯。跟图书馆的同志谈起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信仰问题。信仰分两种，一种是坚定的信仰，有着积极的，信了这个就到处去讲，到处宣传，而且，就按照他所理解的信仰原则坚决去照做。另外一种信仰就是无所谓，反正我在这种大环境背景下受了这种影响，所以，也就接受了这种信仰，中国大部分人都是这种信仰者。比如说，现在佛教的信徒非常多，我到各地看到各种信众。像西藏的许多居民属于坚定的信仰者，能磕长头，能磕几百里地。但更多的信仰者，更多的佛教信仰者就在大环境下，他需要一种感情的支柱，他就信仰佛教。所以，中国绝大部分信仰者我觉得是属于第二类。我今天讲的游民文化——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的时候，讲到“三教”，讲到中国的另外一种教，钱大昕先生说的“小说教”，对于民众的影响。我说这种信仰实际上都属于第二类。
　　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这一个视角就说我们除了“三教”之外到底还有其它的影响没有。我们经常说的三教是什么？就是“儒释道”三教，也就是儒家、佛家、道家。按理说儒家只是一种思想，它不是一种教，但因它对中国人长期的影响巨大，所以，后代也经常把它说成“教”。道教虽然有信仰者，但更多的是被利用者。好比说，那时有了病，他请个道士驱鬼、驱魔，真正信仰像道士一样，相信他会成为“神仙”的，我觉得好像数量不是很多。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到传统文化的时候，就经常讲“三教”。但我觉得“三教”之外还有一“教”，就是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学对老百姓的影响。我们前面说的“儒释道”三教文化大部分是体现在典籍文化当中。可在中国的旧社会里，绝大部分老百姓对于典籍这种东西知之甚少。所以，真正对于儒家、佛家和道家有深刻理解的也非常少，实际上大家经常谈的是通俗文学。真正的通俗文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通俗文学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虽然，通俗文学我们也可以追溯到《诗经》，追溯到民间故事等等，但真正化为文字，在民间产生巨大影响，是宋代以及宋代以后。通俗文学是这时候产生的。这种通俗文学的产生不仅样式多了，它更生动了，影响也更巨大了，我们从一些文人士大夫的诗文记载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宋代陆放翁写的两首诗，一首是：“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这首诗是写他在一个村庄游览的时候，看到一位唱古词的老先生，是一位盲人，正在演出，演的是蔡伯喈的故事，就是后来的《琵琶记》故事。讲蔡伯喈中了状元之后负了心，把原来的妻子给忘了。后来，他的妻子抱着琵琶上京去找他。其实蔡中郎是汉代人，那时还没有科举考试，不可能中状元，这都是宋代人对前代人的误解。另外，蔡中郎也没有背弃他的旧妻再娶丞相之女的故事。这些都是根据后人对读书人生活的变化，产生的思想以及影响而编造出来的故事。所以，陆放翁特别感慨说，死后是非谁管得。后来蔡中郎做官还做得挺大，但他也管不了身后的是非，人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满村听唱蔡中郎。在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当时通俗文学影响的巨大，老百姓都相信有蔡中郎这个故事。我们现在都相信宋代有一个包公，也都相信包公为了惩治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把他给铡了，有了陈世美负了秦香莲的故事，实际是通俗文学家编造出来的。尽管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故事，但因通俗文学家这样创作了，它的影响更大，包括曹操身后也是这样。解放后为曹操翻案的人特别多，包括毛泽东、郭沫若，更早的还有鲁迅先生等等，都觉得曹操是一个英雄人物，你给他画白脸是不正确的。但在广大老百姓中曹操就是一个奸诈之人，就是一个奸臣。毛主席以那么大的政治影响力也改变不了曹操在通俗文学中的既定形象。毛泽东对于历史人物，特别是达官贵人很多都是否定的，但唯有对曹操是心有独钟。他在《浪淘沙·北戴河》中写到曹操，“东临碣石有遗篇”，感慨（他）真是风流人物。尽管毛泽东那样喜欢曹操，郭沫若倚仗这么大的政治势力，专门为曹操翻案写了一出戏叫《蔡文姬》。这出戏现在大概也没有人演了，过去是人民艺术剧院演的。当时演出的时候特别热闹，很多高级干部看了《蔡文姬》之后说，要是曹操这么进步，我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得了。很多干部为什么讽刺这事，因他所持的观点和立场就是通俗文学给他的。毛泽东对这个现象表示不满意的时候，广大将军们接受不了，可想通俗文学的影响力之大。另外一首诗是陆游晚年写的，但这首诗是回忆他中年在四川从军过程中所看的演出：“夜行山步鼓鼕鼕，小市优场炬火红。唤起少年巴蜀梦，宕渠山寺看蚕丛。”他在小市上看到演员在演一些通俗戏曲，想起了他年青时在巴蜀参军的时候看到的通俗演出。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通俗文艺演出不仅在陆放翁的老家绍兴非常活跃，就当时在四川这种偏远地方（对于南宋时期来说）也是很活跃的。所以，可以看出当时通俗文学作品在南宋时期产生。
　　这种通俗文学产生之后，马上出现一些跟传统不一样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到了清代，遭到了历史学家钱大昕的严厉批判。他在《正俗篇》中指出：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乎其近于禽兽乎！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这里面揭示了一个事实，我们不管同不同意他对通俗文学作品的看法，但他指出的这个事实，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儒、释、道三教之外，又多一教就叫“小说教”。小说演义之书，它们并不是想用来改变人民，教化人民。但是，它的通俗性、生动性、具体性使得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农工商贾指的就是下层社会人士。下层社会人士全都喜欢，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儒、释、道三教需要通过文字人们才能理解，而儿童妇女不识字的人就很难了解三教。但对于小说（包括戏曲，各种通俗文学，不单指我们现在所看的小说读本），就连儿童妇女不认识字的，也都听了之后就像平常见到一样，所以它的影响更大。他下面说了，儒、释、道三教尽管有差别，但它们有共同点，都劝人来做善事。小说专门劝人作恶事，他就指出两种价值观的不同，专门指出奸邪淫盗之事。当时他作为正统人士看来，最坏的两件事就是偷盗、抢劫、杀人，另外一件就是不通过古代的正常婚姻关系，男女发生不正当关系就是淫邪之事，他认为这两件事影响最大。以杀人为好汉，最为典型的就是《水浒传》，实际上以杀人作为好汉是贯穿《水浒传》整部书的一个主旨。而且，特别有一段津津乐道就是“血溅鸳鸯楼”，简直是用诗的语言形容了武松那种滥杀的场面。杀了十七条人命，等到灯下一看，刀刃全都卷了。就连作者施耐庵写到那里感觉到武松的确是一个英雄，使读者读到那里也感觉武松的确是一个英雄。为什么赞扬他是英雄，第一，他敢杀；第二，承认武松打虎有功；第三，他滥杀。我们从感性上承认他，但从理性上分析，这个对不对。实际上真正该杀的就三个人：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可他杀了很多无辜的人。所以说，《水浒传》还包括其它通俗小说都是以滥杀作为英雄。《说唐》里写到李元霸杀人，他用大锤就像打苍蝇一样杀出校场。以渔色为风流，这是批评《西厢记》的。我们现在看来，《西厢记》是讲男女情爱的小说，因当时封建专制条件下，男女没有爱情和婚姻的自主权。所以，作为正统人士他也很反感。直到现在，几百年北方演义的评书里主要就是杀人为好汉，《说唐》、《水浒传》、《杨家将》……当然，解放之后有了一些的改变，好像有点控制了。南方基本上是情爱的事，如《珍珠衫》、《西厢记》……我说，北方的通俗文学作品是以诲盗为主，南方的通俗文学作品是以诲淫为主（开玩笑的说法）。实际上通俗文学直到现在还是这两大类。大家总是说刑事案件太多了，强盗也太多了，而不知道这种通俗文学作品对于人心的影响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从钱大昕时期算起，已有三四百年了。钱大昕指出了这种现象，后来他在给很多的朋友信中说，不仅仅是不认字的或文化低的人受到影响，就连士大夫也受到影响，他们读经书也不正经好好读，就为应付考试，考试过后还是读这样的书等等。他认为解决办法就是禁止这种书，实际上当然是并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