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瓷器种类 [试析宋代“内降”颁出的种类及原因]
摘 要:宋代内降不经审核直接付外执行,缺乏应有的制约监督力度。根据内降颁出的途径,可以分为出自君王本人意愿的内降、他人交结请托而颁出的内降和他人假借伪造的内降。通过分析内降颁出的种类和原因,可以更好地了解宋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宋代 内降 种类 原因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15-19
宋代内降是指皇帝(包括垂帘太后)违背封建政府正常颁诏程序,绕过二府(北宋前期)或三省和枢密院(元丰改制后),直接由内宫下达给有关部门的行政命令,也可称为“内批”、“中旨”、“御笔”、“墨敕”等。宋代内降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行政任免、台谏封驳、司法判案、宠信封赏等等。它能够将政治制度上的多个相关问题串连在一起,尤其对了解宋代国家权力运行,认识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宋代内降地位之重,影响之大,应予重视。当今学术界,涉及到内降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少,多分散在皇权、相权及士大夫的研究方面。直接以内降为研究主体的专论文章,就笔者目前考察到的范围主要有三篇③,因此尚有系统研究的空间和深入研究的价值。根据内降颁出的原因和途径,笔者将其大致分为三类。
一、出自君王本人意愿的内降
《尚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传言惟君得专威福,为美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1]卷一二宋代君王受其思想的影响,为防止威福下移于臣下,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侵吞有司的权力。宋徽宗的一段话则更加明确地表达出帝王专断权威的心境:“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比降特旨处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为妨碍,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杀生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2]卷二○○可见,宋徽宗已将凡事御笔专断作为君王特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力。此外,一些臣僚过分强调尊君道,“人君必操独断之权,使威福一出于己,臣下不得而与之,然后人君之道尊”[3]卷一,无形中助长了君主的独裁思想。甚至一些奸佞小人为了给自己寻求方便,也诱使君主独断专行:“万事只由中书,官家岂得自由行一事?”[4]卷二○六在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虽然宰辅集团和台谏、封驳系统有权对皇帝实行全面的监督,但监督制约的实际运行效果是以皇帝自觉接受的程度为转移的。当皇帝个人的意志试图凌驾于其上,不受制约时,直批内降便成为逃避监察,专断恩威的有效手段之一。皇帝在哪些情况下多使用内降也有着具体的原因。
(一)坚持己见。宋朝一些欲有所作为的君王,当个人见解与宰执不合,而又执意施行时,他们会通过直批内降来减少阻力。例如宋神宗为支持变法,好于禁中出御笔,司马光严厉批评道:“今陛下好于禁中出手诏指挥外事,非公卿所荐举,牧伯所纠劾,或非次迁官,或无故废罢,外人疑骇,不知所从。此岂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谓聪明刚断、威福在己者邪?”[5]卷八;宋哲宗时,“安焘、范纯仁告命不由给事中,直付所司”。御史中丞刘挚一针见血道:“臣诚不知陛下命令不使给事中书读,此何意也?将惮其封驳耶?厌其封驳耶?”[6]卷三七一宋孝宗锐意进取,力主北伐,于是不顾宰执意见,借助内降发动战争,“省中忽得[邵]宏渊出兵状,始知不由三省,径檄诸将”。史浩愤然地对陈康伯说:“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与闻,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7]卷三九六
(二)遥控指挥。宋朝有些君主直批内降,并委托近幸执行,从而实现遥控指挥。宋仁宗时,多次出内降委派台官审查张怀恩、李仲昌等修河之事。“奈何一旦事从中出,差一台官以讯劾之,遣四内臣以监视之,才及数日之内,三出内降文字,张皇大狱,中外惊骇”,“所可惜者,国体之重不询于公卿大臣,政事之权乃付之宦官、女子。……斜封墨敕之弊,不足罪于昔时;告密罗织之风,复基祸于今日矣。”[8]卷二三宋神宗、徽宗时也多将手诏、御笔直付宦官,让其代替自己便宜行事。方腊起义时,徽宗派遣童贯督军平定。临行时,“帝全付以东南一事,谓之曰:‘如有急,即以御笔行之。’”[9]卷四七○宋代君主通过内降赋予近幸权力,实际上也是君主本人逃避监察,直接行使权力的一种途径。
(三)好恶予夺。受个人好恶喜怒的影响,君主在行事的过程中也会打上径行专断的烙印。宋孝宗时,曾觌将熊克的文章进呈给孝宗。“孝宗喜之,内出御笔,除直学士院”。宰相赵雄认为“翰院清选,熊克小臣,不由论荐而得,无以服众论”,请求朝廷召试后再用。[10]卷四四五同样,宋代君王也会用内降罢免不受自己欢迎的官员。宋理宗时,“止缘积怒于徐霖,遂有指挥之乘快”。对此,牟子才强烈要求“毋以独运崇一己之威”,“毋以御笔快斥逐之私”。[11]卷一五二
(四)笼络私人。宋代君王除了因个人决断而颁出内降外,有时源于私情也会颁出内降。正如彭龟年对宋宁宗所言:“陛下即位以来,好出御笔,升黜之间多为不测。若示人以聪明威断者,其慰人心者固时有之,而动人心者亦不少矣。”[12]卷五宋代君主为笼络私人、巩固统治,会采取包括内降在内的一些手段来联系情感。“元祐初,两省以上官多内降差人。韩玉汝患之,帘前论列。”宣仁太后列举庄献太后故事,给予直白的回答:“刘太后时多有内降,吕夷简亦如此奏陈。章献云:‘相公知否,一小孩儿与一妇人不与人些恩泽,怎生把握天下?’”[13]卷三对于自己宠信的人,宋代君主往往会给予更多的恩惠,甚至是法外开恩。宋仁宗素喜方术,国子监直讲林瑀擅长图纬之言、阴阳之术,深受仁宗宠爱,内批除为天章阁侍讲[14]卷一二七;宋哲宗时,内臣梁惟简因长年在宫中侍奉,三度内批超擢[15]卷三八九;宋高宗时,医官樊端彦汤药有劳,御笔特除遥郡刺史,并且免执奏[16]卷五八。利用内降给他人带来正常情况下所不能得到的好处,的确是封建君主惯用的手段。
(五)关照戚里。宋代对内戚多采取压制的政策,但出于个人亲情或某种考虑,有时也会给予特殊关照。宋朝规定后族之家不得官至二府,宋仁宗顾念张尧佐是张美人的大伯,内批一日连除四使,台谏官为此论列不止[17]卷一六九;宋哲宗时,高遵礼和高遵路为宣仁高太后的亲戚,于是“西京左藏使高遵礼勾当皇城司,皇城副使高遵路为陈州兵马钤辖,皆内批也。”[18]卷三九三;宋光宗时,李端友以椒房之亲内批除员外郎。[19]卷一九宋理宗时,承事郎全清夫以荣王夫人亲弟弟的身份,内降除为直秘阁。[20]卷一三虽然在关照戚里的内降中,有不少是迫于陈乞才颁出的,但毕竟出自于君王本人。“宗亲之除授,姻娅之藩屏,外亲之特命,虽邸第祈求有非圣心之得己者,而处分实出于陛下,如废法何?”[21]卷六二可知,君王才是导致他人请托不断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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