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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记》中乐的娱乐价值及其悖论_价值悖论

    时间:2019-04-15 06:52:15来源:佩佩美文网 本文已影响 佩佩美文网手机站

      摘要: 《乐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乐记》的重要贡献是在承认乐的伦理价值、仪式价值的同时,亦承认乐的娱乐价值,并对其进行了理论总结,这在当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乐记》也带有鲜明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乐的娱乐程度必须在儒家价值体系之内;另一方面,在对待古乐、新声的问题上又显得过于僵化,从而表现出理智与情感之间的悖论。
      关键词: 《乐记》;娱乐价值;古乐;新声
      《乐记》是《礼记》中的一篇,它作为中国古代最早、最系统的美学专著,对乐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其自身具有较强的完整性和理论性,可分为对乐的表层论述、深层论述和价值功能论述。表层论述如《乐本》、《乐论》、《乐礼》、《乐情》篇,集中论述乐的本源问题、乐与礼及乐与天地的关系问题;深层论述如《乐施》、《乐言》、《乐象》篇,集中讨论乐与德、乐与性的关系问题。然而,《乐记》并非孤立地就理论谈理论,它的基础是先秦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中主要包括对日常娱乐的描述。《乐记》对乐的价值功能的论述是与当时社会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对乐的表层论述和深层论述之中的。
      一、《乐记》对乐之娱乐价值的阐发
      《乐记》对乐在日常生活的诸多功能做了较为全面的展示,比如祭祀、会盟、战争、娱乐等等,其中尤以乐的娱乐价值最具有代表性,本文认为,某种程度上《乐记》既描绘了异常繁荣的先秦社会整体文化生活状态,同时也折射了那个特定时代下儒家礼乐思想面对现实的尴尬境遇。
      在具体考察《乐记》对乐的娱乐价值的阐发之前,还是先对当时社会的礼乐状况做整体性观照。春秋战国时代的音乐建设已经相当完备,从当时的乐器式样、种类及普及状况便可见一般。《乐记》中提及了大量的乐器,《乐本》载:“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乐论》载:“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魏文侯》载:“……弦匏笙簧,会守拊鼓……”、“然后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箎……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钟声铿,铿以立号……石声磬,磬以立辨……丝声哀,哀以立廉……竹声滥,滥以立会……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可见,《乐记》中已涵盖了丝(弦)、竹(簧)、金(钟)、石(磬)、匏(笙)、土(壎)、革(鼓)、木(楬)“八音”,其乐器已较春秋战国以前更为完善,对此,考古发现的各种乐器可为佐证,据马承源《中国青铜器》载:在商代到战国期间已经发现铙、钲、钟、镈、铎、铃、钩鑺、錞于、鼓等出土乐器,[1]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又是青铜器的新式期,加之金属冶炼技术的成熟,此时的乐器种类是十分丰富的,见于《诗经》的就有29种之多:鼓、鼛、贲鼓、应、田、显鼓、嚣鼓、鞉、钟、镛、南、征磬、缶、雅、柷、圄、和、鸾、铃、簧、箫、管、籥、埙、篪、笙、琴、瑟等,[2]而且还有成套的编钟,由此,春秋战国间的音乐繁荣程度自是十分壮观。《乐记》作为先秦社会论乐的集大成性著作,其对各种乐器的记载足以显示春秋战国间社会文化生活的状况,这些乐器与当时各种舞蹈、仪式相配合,在完成了礼的“别异”功能的同时,更多的则用作了人们娱乐的工具。
      有了如此深厚的现实土壤,便为《乐记》的理论展开奠定了基础。《乐记》的重要贡献便是承认了乐的现实娱乐性,并对其进行了理论总结,尽管其理论本身仍存在较大局限(见本文下一部分),但在重视乐的理性教化作用的当时社会却是难能可贵的。《乐象》篇云:“乐者,乐也”,清人孙希旦释为:“乐者,人之所欢乐也。”[3]类似这样的句子在《乐施》、《乐化》、《乐本》中都可见到,可见,在《乐记》中,乐的范围已经不仅仅限于道德教化等功利性用途,它已变得更加自觉了,郭沫若曾说:“中国旧时所谓‘乐’,它的内容已经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三位一体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艺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都可以涵盖。”[4]音乐的涵盖面越来越广,其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其中对乐(le)的重视无疑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创举,其实在先秦时音乐、舞蹈已由娱神、娱鬼、娱祖向自娱、娱人发展,在《乐记》中的表现是由“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论》)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化》)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乐记》中是十分自觉的,作为春秋战国间的一部理论著作,它的内容势必要受时代的影响,从商、周开始,音乐就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周代应用音乐的场合大约分为①祭祀②求雨、祛疫等③燕礼④射仪⑤王师大献”,[5]各种仪礼程序的完成必须有乐相伴,这除了礼节的需要外,应包含用乐以娱人的目的。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本身已相当成熟,《国语·周语下》周景王问乐于伶州鸠的记载中就已经出现了“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律和“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六吕。[6]在这样的背景下,乐的功能自然会从统治者的政教之用下移为日常的娱乐之用,《乐记》很好地总结了这一转变,这不但从现有的十一篇理论性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就是在散佚的余十二篇中亦可窥知,刘向《礼记别录》(今佚)载《乐记》二十三篇,孔颖达作《礼记注疏》时列出其总篇目除现有十一篇外还有:[7]
      十二 奏乐篇; 十八 季扎篇;
      十三 乐器篇; 十九 乐道篇;
      十四 乐作篇; 二十 乐义篇;
      十五 意始篇; 二十一 昭本篇;
      十六 乐穆篇; 二十二 昭颂篇;
      十七 说律篇; 二十三 窦公篇
      这十二篇现只存目录,内容多散佚,只能在应劭《风俗通义·声音》和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后世著作中见到零星的记载。董健认为“前十一篇谈美学问题,后十二篇务实,重特殊性”,[8]也就是说完整的《乐记》前十一篇着重谈乐理,而后十二篇着重谈技巧,通过《乐记》对乐的具体演奏技巧的重视足见它对乐本身的重视。对这一现象的合理解释应该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乐的机会越来越多,乐已经用来满足人们的娱乐需要了。
      与这种趋势相对应,《乐记》中确实提到了各种日常仪式中用乐的情况,《乐施》载:“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这是天子对诸侯的奖赏;《乐象》载:“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这是在军礼中的用乐,并以《武》乐为用乐的载体。以上足见用乐形式的多样性,不可否认,这些乐仪是为仪式的顺利进行而设立的,亦不可否认,如此繁复多样的乐,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会有娱人、娱己的目的,更何况《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其本身就带有很大的私人性和民间性,据《仪礼·燕礼》大题下贾公彦《疏》说,燕礼有四种:诸侯闲暇无事时与群臣相欢而燕饭,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牢,诸侯举燕以庆慰之,二也;卿大夫受命出聘而归,诸侯为之举燕,三也;四方国来聘之宾而为燕,四也。[9]除了第四种用途带有一些礼仪性质之外,其余三种都用于日常娱乐,足见其性质。其实在《诗经》中就有大量关于日常用乐的描述,较典型的如《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肴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10]这是周代钟鸣鼎食生活的写照,也是一种乐舞侑食的礼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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