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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筱园诗话》对清代诗坛之研究]清代诗坛流派

    时间:2019-04-15 06:52:35来源:佩佩美文网 本文已影响 佩佩美文网手机站

      摘 要:《筱园诗话》被学术界忽略的一部分,恰恰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即其对清代诗坛流变、诗歌流派的论述、评价。朱庭珍站在传统诗学的立场上,也带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在时间与空间的经纬交错中描述了清诗坛的流变,对于主导清诗坛的诗歌流派做出了判断、剖析。在儒家诗教的延续中,《筱园诗话》试图超越两极对立,达到中庸的境界,具有鲜明的复古意识,对唐宋之争表明了态度。正因其保守,才得以保留了晚清人对传统诗学探索与总结的文本。
      关键词:《筱园诗话》 诗坛流变 诗歌流派 诗教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103-109
      作为晚清一部具有总结性质的诗话,朱庭珍的《筱园诗话》已引起学界关注。但研究多集中在探讨其诗法、积理养气、与严羽诗论的关系等诗歌创作理论上面。陈良运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中的评价较具代表性,“论诗的审美创造比较系统的要数朱庭珍的《筱园诗话》。这部诗话的理论价值,庶几可与叶燮的《原诗》相并列。”[1]学者注意到的多是它的诗歌理论价值。但从诗话的历史来看,《筱园诗话》最有价值的地方恰恰是被学界所忽略的那一部分,即朱庭珍对清代诗坛的评述。研究《筱园诗话》诗法、气、理、与严羽诗论关系等等的学者没有注意到或是无视了一个现象:朱庭珍在论述诗歌理论时所举的例子大多为清诗,唐诗、宋诗只占很小一部分。《筱园诗话》共四卷,除了第一卷阐述诗学的基本观点,没有提到清代诗坛外,其余三卷多以清代诗人为主。尤其是第二卷,简直就是一部清代诗坛流变史,虽然评价了历代诗家,却以本朝为主。卷三卷四摘句论诗,为具体作诗技法,也多引用本朝诗人为例。
      据《筱园诗话》自序,是书草于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增订,最终定稿在光绪三年(1877)九月,但文中所论清诗坛多为清初至乾嘉时期诗人,乾嘉以后的诗人涉及很少。朱庭珍屡试不第,游于幕府之中,提倡新学,开滇中风气之先,但《筱园诗话》沿袭的却是传统诗话的路子。
      一、对清代诗坛流变之研究
      《筱园诗话》对清代诗坛的论述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以地域格局为参照。
      首先,朱庭珍认为清代诗歌的成就在历代之中是最低的。《筱园诗话》对清代文坛有一个总体概括:“本朝汉学最盛,皆经术湛深,考据淹博,宗康成而不满程朱,诗文则非其所长也。”[2]很显然,朱庭珍以乾嘉汉学的背景代替了整个清代的学术历程,也没有注意到“宗康成而不满程朱”在学术历程上的微妙变化。“诗文则非其所长也”只是一个笼统的概括,不必细究,但在他的诗人分类中,清人几乎都只居末等的小家、诗人①。另一方面,朱庭珍又客观地认识到汉学家、古文家、理学家中也有很好的诗人,虽然诗文非其所长,但也有通才与专才的区别。汉学家顾炎武“诗甚高老,但不脱七子面目气习,其用典使事,最精确切当,以读书多,故能擅长。”汉学家兼古文家朱彝尊,“诗尤雄视一代,品在渔洋、荔裳、愚山之上,洵通才也。”[3]理学家中,只有汤鹏一人诗文可观,“若理学诸公中,诗文可观者,则汤文正公一人而已。”[4]所论很有见地,并没有一概求全责备,认识到诗坛“术业有专攻”的客观实际。在整体性否定汉学家诗文的同时,对其中的佼佼者并不抹杀,从诗品、用典等方面给予恰切的评价。
      对清初至乾嘉盛世诗歌流变的论述中,《筱园诗话》以传统诗学中雄浑的风格作为最高标准,对诗人之评价带有着鲜明的个人色彩,有时甚至失之过苛。论清初诗坛,其重点在江左三家与岭南三家。江左三家中推崇钱谦益,岭南三家中推崇陈恭尹。“然江左以牧斋为冠,梅村次之,芝麓非二家匹。”“岭南以元孝为冠,翁山、药亭均不及也。”[5]江左三家钱谦益第一,吴伟业第二,龚鼎孳第三。岭南三家,陈恭尹第一,屈大均第二,梁佩兰第三。他将钱谦益放在首位,是因为钱谦益有转变风尚之功,“钱牧斋厌前后七子优孟衣冠之习,诋为伪体,奉韩、苏为标准,当时风尚,为之一变。”[6]对钱谦益在诗歌史上的重要位置有所体认,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钱谦益反对明七子囿于汉魏盛唐的做法,开创了诗歌广师唐宋的道路,这对于清诗的走向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吴伟业,在评价上较之钱谦益明显低了一格,并且认识到钱氏和吴氏在诗体上各有所长,七律为钱氏所独擅,吴伟业则仅歌行体诗作尚有可观,却又有藻饰过度的毛病。“钱牧斋诗,以七律为最胜,沉雄博丽,佳句最多,梅村较之,不逮远矣。”“吴梅村祭酒诗,入手不过一艳才耳,迨国变后诸作,缠绵悱恻,凄丽苍凉,可泣可歌,哀感顽艳。以身际沧桑陵谷之变,其题多纪时事,关系兴亡,成就先生千秋之业,亦不幸之大幸也。”“其诗虽缠绵悱恻,可泣可歌,然不过《琵琶》、《长恨》一格,多加藻采耳。数见不鲜,惜其仅此一支笔,未能变化;又惜其琱金镂玉,纵尽态极妍,殊少古意,亦欠自然。倘不身际沧桑,不过冬郎《香奁》之嗣音,曷能独步一时?”[7]朱氏充分认识到吴伟业诗歌的成就与环境变化的辩证关系,国家不幸诗家幸,国破家亡造就了其诗歌的缠绵与苍凉,同时也看到了吴伟业诗歌因缺乏风格变化带来的审美疲劳。但朱庭珍以中庸的诗教、复古的论调作为准绳来评价吴伟业之诗歌显然失之苛刻,吴伟业与钱谦益各有所长,吴恣肆,钱沉雄,吴擅歌行,钱擅七律,只是钱谦益的诗作更符合朱庭珍诗论的要求与审美趣味而已。
      如果说朱氏对吴伟业评价过苛有失客观的话,他对陈恭尹的评价则有着过度拔高的嫌疑。岭南三大家中,朱庭珍对陈恭尹推崇备至,认为屈大均、梁佩兰均不及之。并推及整个清诗坛,陈恭尹都居第一。在诗人分类中,将陈恭尹列入名家,其余的清代诗人皆在小家之列。陈恭尹与屈大均的成就孰高孰低,学界至今还在争论。以影响广远与名世早晚来说,屈大均都在陈恭尹之上,但朱庭珍却以全才称赞陈恭尹,“独陈元孝诗,雄厚浑成,警策古淡,天分人工,两造其极,故各体兼善,不容轩轾也。其神骨峻而坚,其格调高而壮,其才力肆而醇,其气魄沉而雄,其意思深而醒,其笔致爽而辣,其篇幅谨而严,其法度密而精,其风韵清而远,真诗家全才也。”[8]从神骨、格调、气魄等各个方面衡量,陈恭尹的诗都完美无缺。如此激赏,主要是因为陈恭尹诗歌雄浑的风格正是朱庭珍所欣赏、提倡的,而雄浑的风格正是将传统诗学中意象、意境等各种命题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的最好体现。对陈恭尹的诗作朱庭珍无不赞赏,“陈元孝名句极多,……皆生警雄伟,声出金石,即少陵亦当激赏,洵可传可法也。”[9]对陈恭尹的“七律”更是夸赞有加,将之拔高到有清第一的高度,“工七律者,自剑南、遗山后,明则青丘、牧斋,我朝则陈元孝为第一,时人则闽中张亨甫际亮亦工此体,二君皆一代天才也。”[10]陈恭尹被朱庭珍誉为全才、天才,足见偏爱。如此偏爱,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然而除了个人趣味外,还与陈恭尹的诗歌取向有关,陈恭尹兼取唐宋,屈大均则厌恶宋调。在极力统一对立两极的朱庭珍看来,陈恭尹的诗就是好诗的典型范本,这显然有以个人嗜好取代客观评价之嫌。朱氏的这一倾向在其对顺治六大家的论述中也有体现。朱氏认为,六大家以朱彝尊为最高,施闰章、王士禛、宋琬、查慎行、赵执信各有利弊,皆在朱彝尊之下。并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去看待诗人的身世经历对其诗风变化的影响,朱彝尊“其精华多在未仕以前,通籍后近体每流入平易。”[11]朱彝尊未仕以前与通籍以后,宋琬晚年入蜀等都带来诗风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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