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与上海，中国城市的一对双子星座_双子星座今日运势
北上广、北上广，今人在谈论中国城市时常将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座通邑大都相提并论。和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不同，上海和广州都是以淘金之乐土、发财之旺地而闻名于世的，正所谓“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从坊间流传着顺口溜中不难看出穗沪两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不难看出彼此之间的升降沉浮。王车易位也好，龟兔赛跑也罢，羊城和申城在激烈竞争的同时又彼此血脉相连、同气连根。同为通商大埠、外贸重镇的它们实在是中国城市中的一对双子星座，一对欢喜“冤家”。
先施（1914）、永安（1918）、新新（1926）、大新（1934），这是老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是老上海百货业的翘楚，举世闻名。但是人们不一定知道，它们的后台老板：马应彪、黄焕南（先施），郭乐、郭泉兄弟（永安），刘锡基、李敏周（新新），蔡昌、蔡兴兄弟（大新）无一不是原籍广东香山县的澳洲归侨。年轻时因家贫故而远赴澳洲谋生，发迹后回国投资，先香港、广州，然后北上申城。这是四大公司的创始人一般的人生道路，也是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一般的成立轨迹。作为“中华商业第一街”的上海南京路，其地标四大百货公司居然无一例外都由广东人创办，掌控在广东人手中。尽管如此，没有哪个上海人会不把这四大公司视为上海乃至中国的骄傲，引以为豪。
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这四大公司对于广州人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是对于大新公司尤为熟悉，因为直到今天，在广州的传统闹市区、广州的南京路——北京路——中山五路地段，依然矗立着一座巍峨的百货大楼——以“引领时尚，推陈出新”为宗旨的新大新公司（现已归入广百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不知原委者多将其读成“新·大·新”，其实应该是“新·大新”——新的大新公司，因为1914年的时候，就在此地，当初的惠爱中路，蔡昌、蔡兴兄弟把大新公司（THE SUN）从香港开到了广州，1918年又在广州西堤再开了一家大新的门店——也就是解放后大名鼎鼎的南方大厦的前身。当年的上海大新公司，其原址1953年时已由“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进驻，然而，广州北京路—中山五路的这家大新公司虽然在解放后也同样历经更名、重建，但在1990年重建开业后却从“中山五路百货商店”易名为“新大新”，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大新公司”的金字招牌，把近八十年前老广州乃至老上海一段辉煌的商业历史直观地保留了下来。要算起来，广州的新大新、南方大厦与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这两地三店彼此之间还是同宗兄弟，都可以看成是大新公司的后代。正因如此，新大新的英文翻译不应是现在的“XIN DA XIN”而应为“NEW THE SUN”。因为在粤语中，大新与“THE SUN”谐音。在过去，由于外国人最早是通过同属于粤方言区的粤港澳地区进入中国和认识中国的，因此外国人对中国人名、地名等的音译，最早是按照其在粤语而非在官话/普通话中的发音来进行的。所以如果把新大新译为音、意结合的“NEW THE SUN”，更能体现出老字号的历史风貌。
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这四大百货公司都是先在香港、广州开业，再一步步进军上海，它们的后台老板都来自广东。仅此一例就足见开埠后广东财阀在上海的势力是如何强大，足见广州与上海两地商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紧密。
四大公司在南京路上落成时已经是20世纪初了，但老广们进军上海早在上海开埠时就已经开始了。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然而，这并不是上海道台或英国领事一声令下就能实现的，也不是上海县城中区区一点原住民就能完成的。上海纵然航运条件得天独厚，地理方位无与伦比，但是自然条件再优越最终也必须依靠人力去开发利用。像开埠这样的浩大工程，离不开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同参与。淘金客、避难者、打工仔、传教士……揣着各式各样如意算盘，操着形形色色口音腔调的人士在开埠后不约而同云集到一个叫“上海”的地方。和纽约、深圳等一样，开埠时期的上海是座地地道道的移民城市，是座货真价实的“民族大熔炉”，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力资源为上海这座城市注入了强劲的活力。概括地来说，在潮水般涌入上海的外来人员中，以宁波人、苏州人为代表的江浙财阀，以广州府、肇庆府人士为代表的广东商人、买办和以苏北人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共同组成了上海开埠的三股主要力量，分别为上海开埠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凭借着地缘优势，来自宁波、苏州等地的江浙财阀“挟着皮包”来上海做买卖、搞投资，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广东人长期与洋人打交道，懂洋务、识洋文，凭借鸦片战争前“一口通商”所积攒的优势，他们当仁不让地跑来上海做买办、做“康白度”。广东人在上海越来越多，虹口地区也就是今天中超劲旅“上海申花”的主场虹口足球场及鲁迅公园一带，当年就曾是广东人和日本人的聚居区。
在号称“冒险家的乐园”的大上海，不仅是郭氏兄弟、蔡氏兄弟等四大公司的创始人在此“揾钱”揾到盆满钵满，他们的前辈同乡一样捞得风生水起。最典型的例子是出生在广东香山、原籍潮州、早年曾在广州十三行中的“同顺行”做事的鸦片买办吴健彰通过捐官，不断得到提拔，最后甚至当上了“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即通常所说的上海道台——一个来自广州十三行的鸦片贩子登上了上海地区第一把手的宝座！
毋庸赘言，吴买办做生意倒是做得有声有色，前期的仕途也称得上是顺风顺水，不过一旦坐到上海道台这个处在风口浪尖的位置之后，处于华洋冲突漩涡之中的吴大人，官运就很难再谈得上亨通了。他在任上最后是以被革职收场。吴健彰当上海道台最大的“政绩”，恐怕就是咸丰五年（1855）镇压了小刀会起义。有趣的是，吴道台的对头、小刀会的首领恰恰是他的潮州同乡刘丽川！小刀会在上海起事，结果是两个广东老乡掐了起来。一场使上海租界从“中外隔离”变成“华洋杂居”，直接改变了上海社会发展态势的大战，敌对双方的头领居然同为广东人！正所谓一叶知秋，吴健彰和刘丽川尽管一个是朝廷命官，一个是乱臣贼子，但他们的坐大，殊途同归地反映出广东人的势力在上海不断膨胀。很难想象，在讲究裙带关系、讲究门第出身、讲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晚清官场，如果没有广东帮势力在幕后暗暗支持，并非科举出身、靠捐官起家的吴健彰能够凭一己之力在异地他乡问鼎道台的宝座；而在上位之后，同样很难相信吴大人会“明镜高悬”，不会为了戴稳、系紧自己一路捐上来的顶戴花翎而党同伐异，大力提拔自己的广东同乡，扶植广东帮的势力以为呼应。同样的道理，在血缘、地缘等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在鱼龙混杂的小刀会中，如果广东帮势单力薄，很难想象刘丽川能够脱颖而出，被各路兄弟推举为首领。
并非“学而优则仕”的吴健彰之所以也能过一把官瘾，靠的是捐官，靠的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但上海滩上腰缠万贯的广东人并不只吴健彰一人。开埠以后，以吴健彰为代表的广东人不仅在上海官场显赫一时，在商界更是游刃有余。到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的出现，可以说广东财阀在上海滩的势力达到鼎盛时期，广州—上海两城之间的经济联系，达到血脉相连的程度。
广州——上海，上海——广州，从五口通商到改革开放，尽管两城之间一直存在激烈的竞争，彼此的城市地位像跷跷板似的此起彼伏，但显而易见，从一开始，这两座城市、这两座城市的人之间就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冤家，更是亲家。今天、今后，彼此的联系只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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