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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曾国藩诗文中的道家境界_曾国藩诗文岛

    时间:2019-04-15 06:52:06来源:佩佩美文网 本文已影响 佩佩美文网手机站

      摘要: 晚清军政界和文坛的重要人物曾国藩在全面接受儒家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诗文和书法创作中崇尚雄奇瑰伟的境界,表现出道家气象,体现了儒道互补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 曾国藩;诗文;道家境界;雄奇瑰伟
      民国时期,胡适在《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中认为曾国藩乃“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高度评价:“假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主。……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徐一士在《国闻周报》第33期发表的《曾胡谈荟》一文中认为:“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有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这些评论,在解放后几十年中,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往往不为人们重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有学者提出要重视对曾国藩的文学研究,认为他在古文、诗词、文学理论方面,都有较大成就。“在晚清文坛上有一定的声誉与地位。”[1]还在京官时期,曾国藩就以诗文自雄,认为古文不在时文高手梅曾亮之下,书法上常和晚清大家何绍基切磋,与当时画家戴醇士、钱崙仙等常相往还,创作了一批题画诗,可以说,其艺术成就在京城士大夫圈子中名气不小。对于艺术创作,曾国藩自己有过不少的自述与说明。咸丰十一年他身陷祁门绝境中,自忖难逃此劫,于是给儿子写下遗嘱,其中就整体回顾和总结了自己的诗文和书法创作成就: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2]
      家书信札中,曾国藩频频抱憾于军务政务太繁忙,没有能在诗歌、古文和书法三个方面留下更多成果,没有时间和精力将多年的理论心得付之于创作实践,特别是在古文理论上已经独得机杼,可惜不能一一发之为文,可见他对自己艺术上的修养和创作水平,是颇为自负的。目前能见到的《曾国藩全集》,以岳麓书社2011年修订版最为齐全,达1500余万字,其中诗文集有48万字;同时留下200余万字手书日记与家书的原稿,还有无数楹联、屏条、扇面和题词等书法作品;此外曾国藩还分别编纂了《经史百家杂钞》和《十八家诗钞》,二者均有120余万字,且流传甚广,足见其在诗文创作上用力之勤。毋庸置疑,曾国藩为文,首要标准是“文以明道”,即明济世经邦之道,这是他自幼研习儒家正统思想所决定的;但是,纵览曾国藩的艺术创作和理论,其中不乏道家思想的影响,这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个普遍现象,如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他们既是正统的儒家,又留下了具有鲜明道家色彩的艺术作品和理论。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和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莫不如是。
      艺术作品贵在有境界。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3]静庵此处乃论词,然各种艺术体裁又莫不如此。曾国藩论人的气质时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4]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5]曾国藩时常要求自己不能流于平庸,心中自有沟壑,所以,在论及艺术创作时,多次提及“文要雄奇”,“境要奇趣”,他在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记载:
      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6]
      那么,“雄奇”之境是什么样的境界呢?曾国藩读书笔记中有解释: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而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揭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澈,固自不可几及也。[7]
      细玩孟子光明俊伟之气,惟庄子与韩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落,但文辞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8]
      曾国藩认为,文章气象之光明俊伟,其境界有如晴天登高而望远,莽莽旷野,直视无碍;又若俯视大江,滔滔不绝;又如英雄侠士,步履生风,这一系列的物象,正是《庄子》文章汪洋恣肆之势,而孟子、韩愈、苏轼、王阳明诸辈,其文风莫不和《庄子》相似,自然深受曾国藩青睐。在理学宗师朱熹的眼中,韩愈并不是承接圣人道统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以周敦颐、张载、二程等直接孟子;在《读唐志》中评论韩愈“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9]仅仅视韩愈为工于诗文的文人,未视他为有孟子般气象的大儒;而曾国藩却在咸丰九年四月教导曾纪泽读书方法时,声称“韩退之为千古大儒”,[10]可以与孟子并驾齐驱,在儒学发展史上有极高地位,关键在于胸中都有“光明俊伟之气”,庄子愤世嫉俗,眼极冷心极热;韩愈勇于任事,不惜声名,貌似相反,难以相比,但是二人都有力拔于流俗,敢于表现自我而奋力抗争的气度和胸襟,都有孟子式的“光明俊伟之气”,这点连王阳明也只能偶尔及之,所以,曾国藩明显表达出不同于朱熹以来理学传统的观点而大力推崇韩愈、庄子的雄奇瑰玮之文。
      曾国藩在回复家乡古文高手吴敏树的信中直陈自己“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11]平时,曾国藩也是以“雄奇”去评价他人创作的。对于艺术境界,他提出“八美”之境,在同治四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详细解释了何为“八美”:
      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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