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先生_陈远宁先生对船山学的贡献

　　摘要： 陈远宁先生不仅长期参与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船山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而且与人合作编写了《王夫之哲学著作选注》、《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又独自撰写了《王船山政治观研究》和《船山易思想研究》，在船山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创获甚多，对船山学的发展贡献甚大。
　　关键词： 陈远宁;船山学;贡献
　　陈远宁（1931-2006），湖南衡阳人。1938年至1950年先后在衡阳船山中学、铁路中学等校读书。1950年至1955年在衡阳市团委工作。1956年到中共湖南省委党校任辅导员。1960年至196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三年制的研究班学习。1968年至1972年下放东安县劳动。1972至1973年在浏阳磷矿党委工作。1973年至1979年在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担任教学工作。1979年，调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工作。先后任《求索》编辑部副主任、主编，《企业家天地》总编，《船山学报》副主编，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远宁先生哲学基础理论扎实，中国哲学史专业知识广博，对王船山情有独钟。他不仅多年参与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船山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而且写作多种船山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对船山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1962年，在王船山逝世270周年之际，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长沙共同召开了一次“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知名学者云集，与此前在山东济南举行的“孔子讨论会”南北辉映，是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少有的两次盛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次学术讨论会却被诬为“黑会”，一些学者也因此而被牵连。
　　文革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学术研究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船山研究又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是王船山逝世290周年，为了重新掀起船山研究的新热潮，遵照省社联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指示，陈远宁先生和笔者于1980年11月21日共同起草关于召开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同年12月26日至30日，湖南省教育厅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在韶山召开社会科学座谈会，与会专家对召开船山学术讨论会一事反应热烈，并且就如何深入开展我省船山研究提出了很多好意见。1981年3月2日至3月5日，陈远宁先生与笔者一道赴衡阳，与衡阳地委宣传部和市委宣传部有关领导商量船山学术讨论会有筹备事宜，并且赴湘西草堂和船山墓考察，发现草堂文物保护范围内在文革期间非法建立了5户农民住宅，当即与衡阳地区有关方面商量，建议在讨论会之前设法让这些农民妥善迁出。1981年3月14日，省委宣传部部长屈正中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王船山研究座谈会，省内许多著名专家参加了会议，陈远宁与笔者亦与会。屈部长指出：省委很重视这次学术讨论会，应该拿出比较好的文章，焦林义书记（时任省委文教书记）说，要综合汇报一次。这次会议，议定了以下几个问题：一、要有组织地发动省内各方面力量撰写专著和文章；二、成立一个专门研究王船山的学术机构，抓住船山研究，推动全省学术发展；三、搜集整理出版船山生平资料和著作；四、在条件成熟之时，恢复《船山学报》。这次会议之后，陈远宁先生便和我们一道，一方面将这次座谈会的讨论情况综合整理向省委汇报，一方面围绕上述问题积极开展1982年王船山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工作。
　　首先，组织专著和论文。经过与湖南人民出版社领导商定，拟出版一套“船山研究丛书”。争取在1982年的讨论会上，湖南方面拿出2本专著：一本是邓潭洲先生撰写的《王船山传论》，一本是陈远宁、王兴国、黄洪基合作撰写的《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此外还发动省内学者写了一批论文。为了做好作者的发动工作和保证学术论文的质量，于1981年9月18日召开了省内作者会议；部分论文初稿写出后，陈远宁先生和我们分别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1982年5月4日至7日，还在长沙召开了以提高省内作者论文质量为目的的船山学术讨论会。为了在学术上提高省内作者的学术水平并扩大其眼界，1981年8月21日至9月9日，陈远宁先生和我们请时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著名佛学专家吴立民先生，逐字逐句地讲解王船山的《相宗络索》；又内部出版了《王船山研究参考资料》，其内容主要是由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先生出面组织翻译和编辑的若干国外和港台学者研究王船山的论文摘要和刘志盛先生等人编的国内外研究王船山论著目录。
　　其次，成立船山学研究机构。这一机构开始拟称“船山研究会”，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还是恢复“船山学社”的名称。1982年5月7日，船山学社重建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董志文先生出席并讲话。会上推举刘寿祺先生为名誉社长，选举吴立民先生为社长，羊春秋、马积高、陈远宁先生等为副社长，笔者为副社长兼秘书长。
　　再次，着手船山生平著作的搜集和整理。1982年4月26日，湖南省古籍整理会议召开，《船山全书》被列为首要选题。陈远宁先生和笔者都是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为全书的整理的编辑工作做了一些工作。同年10月，陈远宁先生和笔者去衡阳时，从王船山后裔王鹏先生处得到王敔所写的《大行府君行述》。此件共4100余字，比传世的两个“行述”要多2000字左右，内容也极相悬殊。我们当即将此“行述”整理校点，并共同撰写了一篇《研究王船山生平思想资料的一个重要新发现》的文章，对其学术价值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姜斋公行述》的校点本和我们合写的上述文章，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发表。后来此文又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之《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集》，而《姜斋公行述》的校点本则收入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第16册。
　　最后，为学术讨论会进行一些具体的组织工作。在湖南省文物部门的大力资助下，衡阳方面为了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不仅将非法修建在湘西草堂保护范围内的民居动员迁出，而且将湘西草堂重修。为了湘西草堂的布展，陈远宁先生与笔者和武汉大学萧萐父先生商量，请他出面邀请国内一些著名书法家如赵朴初、沈鹏等先生为湘西草堂题字。经过萧教授的努力，这些题字均及时写出，为草堂的布展生色不少。此外，我们还在去衡阳的过程中，参与了衡阳市博物馆“王船山生平事迹陈列室”的陈列方案的修订。陈远宁先生还与笔者一道，于1982年9月19日赴武汉，与著名学者萧萐父、唐明邦、李德永、李锦全、方克立等先生商量如何开好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有关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