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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股文【晚明文人参与八股文选编活动原因之探析】

    时间:2019-04-15 06:52:39来源:佩佩美文网 本文已影响 佩佩美文网手机站

      内容摘要:晚明时期,大量文人参与到科举参考书的选编活动中来,使得科举参考书激增。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因为科举考试在明后期出现了新的变化,科举应试者对参考书的需求增加;其二是因为晚明生员数量激增,大量生员陷于贫困,不得已选文谋生;其三因为晚明文人结社活动的需要。
      关键词:晚明 文人 科举参考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71-75
      八股文的选编活动,特指选家从乡、会试的试卷及诸生平时所作的科举应试文中,选编出一些具有学习价值的范文,并加上自己或者他人的评点后,结集出版销售,以供读书人学习、参考。由于选编的八股文大多是已中式之人的考卷及优秀学生习作,选本往往非常受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的欢迎。这种八股文的选编活动,在宋代就很流行。而晚明时期,此活动最为兴盛。晚明时期的时文选家非常多,导致时文选本遍地皆是。明末文人杨彝就曾嘲讽说:“今天下财用乏绝,但禁刻十八房与天下大小社稿,锓直墨直纸直可得十万而赢。”[1]这种状况前所未有,堪称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色。
      晚明八股文选家为何如此之多?笔者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其一,科举考试的新变化;其二,生员的激增并普遍贫困化,为了谋生,很多人成为八股文选家;其三,是文人结社活动的需要。
      (一)科举因素
      科举考试的应试者是八股文选本的需求者,他们需要临摹、背诵这些选本,以便在考场上取得好的成绩。所以,八股文选本必须紧跟科举考试的新形势,做好选题猜题的工作。自明代中后期开始,科举考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些变化,导致了选文活动的泛滥。
      首先,科举考试开始尤其重视《四书》文的写作。明洪武十七年(1384),朝廷颁布了科举考试内容的定式,规定乡、会试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第二场考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虽说考试的内容并不仅限于四书五经,但是“百年之间,主司所重唯在经义,士子所习亦惟经义,以为经义既通,则策论可无俟乎习矣。”[2]然而,明前期的考试虽重视第一场四书五经的考核,尚还兼顾二、三场作文的好坏。可是后来,由于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多,而阅卷官的人数始终不变,阅卷的时间也没有适当地延长,因此,考官阅卷的负担越来越重,于是索性将二、三场之文弃之不顾,只看首场之文。因此,考生只要第一场《四书》《五经》文作得好,便可荣登金榜。而在首场七道题中,又以第一篇《四书》文为重,因此,到明代后期,就形成了一种“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的局面。
      而首场可以出的题目并不多。首先,自永乐年间颁布《四书五经大全》后,科场所出经义之题就只能在《四书》、《五经》范围之内拟定,而《四书》、《五经》里又有不少不能被拟作题目的句子,这就使得出题的范围有了很大的限制。明嘉靖朝以后,《四书》、《五经》之中的必读内容又被删掉了不少,因此,考场之中,可出之题不过数十道而已。其次,明中后期,由于皇帝的原因或者政治的原因,科场所出之题变得事先较易猜测。如明世宗的忌讳很多,“主司出题,多所瞻顾,士子易以揣摩,其射覆未有不合者。”[4]还有许多考官出题喜欢谄媚时贵或讥讽时政,如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大权独揽,山东、贵州第二题俱为“敬大臣则不眩”。而南京出舜禹为首题。十年(1582),湖广出题“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来献媚。[5]这种投上所好的情况很常见,因此,科场猜题的风气变得很严重起来,希望考中科举的读书人往往在考前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的文章背诵熟练,待自己考试时抄誊一过,即有望侥幸中式。当人们发现这种做法的好处后,整个社会便开始靡然相从。由于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猜题、拟题的能力,于是那些时文选家就应市场而生,他们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拟好一些可能出的题目,并相应地选编一些好的范文来刊刻。
      其次,明后期开始,科举考试的文体文风开始变换不定。科举考试的文体是八股文,它正式形成于成化年间。然而八股文的格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特别是到了明后期,八股文的格式已经与前代有了很大区别。顾炎武就说:“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6]除了文体的不断变化之外,在行文的风格上,各个时代也是不同的。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明代的文风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洪武到成、弘这一时期,八股文的内容基本上“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7]正德、嘉靖年间,文人们喜欢将古文的笔法融入八股文,并且“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8]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是明代八股文的极盛时期。万历以后,考生为了猎取功名,开始在写作上求新求异,而考官也对新颖的文章颇多青睐,导致八股文的写作开始花样百出。据吕留良介绍:文风自万历十三年(1583)开软媚之端,“至壬辰,格用断制,调用挑翻,凌驾攻劫意见冗逞。再变而乙未则杜撰恶俗之调,影响之理,剔弄之法,曰圆熟曰机锋皆自古文章之所无,村竖学究喜其浅陋不必读书稽古,遂传为时文正宗。自此至天启壬戌咸以此得元魁,占转烂恶,势无复之,于是甲乙之间,继之为伪子伪经,鬼怪百出,令人作恶。崇祯朝加意振刷,辛未甲戌丁丑崇雅黜俗,始以秦汉唐宋之文发明经术,理虽未醇,文实近古,名拗甚多,此犹未备也,庚辰癸未忽流为浮艳,而变乱不可为矣。”[9]总而言之,文风变化之快简直达到眼花缭乱的程度。
      正因为首场重《四书》文,而《四书》文中可出题目又有限,导致猜题之风骤为盛行,加剧了文人的投机取巧心理。再加上考试文体和文风的复杂变化,攻举业者不得不紧跟时代的潮流,迎合考官的品味,因此比以往更加依赖于八股文选本。于是八股文选本的市场需求激增,这是文人投入选编八股文活动的根本原因。
      (二)贫困生员投入选文活动
      明代中后期,由于经济的发达,教育的普及,追求功名的读书人越来越多。但是国家取士有限,所以大部分的读书人都只能做科举的观望者。顾炎武说:宣德时,全国的生员大约3万人,到了明末,增至50余万,[10]较宣德时增长了17倍左右。这些不断增长的生员,倘若既考不中科举,又没有丰厚的家底,那就难免陷入贫困。据陈宝良《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权及其贫困化》一文的研究表明:晚明贫困生员非常之多,在有些地方,贫困生员占学校生员总数的一半以上。生员“贫不能葬,身无完衣,长无家室”的现象并不罕见。[11]明人杨继盛记自己为生员时的生活道:“予时居僧人佛永房。予无僮仆,僧无徒众。僧常念经于外,予自操井灶之劳。秫杆五棍,剖开可以熟饭。冬自汲水,手与筒冻住,至房口,呵化,开始作饭。夜尝缺油,每读书月下。夜无食,腿肚常冻转,起而绕室疾走。其苦难言万一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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