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对清华简《保训》篇思想的三层解读

　　摘要： 清华简《保训》篇“中”的含义，对理解整篇的思想意蕴有着重要意义。把出土文献和传世材料结合起来，并参照考古材料，可以推测出《保训》篇的“中”保留了“中”的初义，应该是象征着权力的实物，它还具备类似兵符的功能。后来，“中”的实用性逐渐削弱，象征性意义增强。《保训》篇记载的首先是文王叙述舜和上甲微的史事，然后是文王欲通过史事告诫武王要有忧患意识，最后才是儒家及其后学借《保训》这个文本宣扬其德政思想。以三层意义解读《保训》篇，才能不致执泥于“中道”理念，从而避免陷入众说纷纭各有所失有所偏的境地。
　　关键词： 清华简；《保训》；“中”；儒家思想；陶寺遗址
　　清华简《保训》篇公布之后，引起学界热烈的讨论。其中，“中”的含义可以说是学者们最感兴趣的话题。笔者参阅简文和翻检以往诸家的讨论后，觉得对《保训》篇的解读还有其它方式。
　　一 、 “中”字诸说之检讨
　　学界对“中”的含义探讨可谓丰富：李学勤将“中”训为“中正、中道”，并认为《保训》的中“是指思想观念而言”，“‘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1］；廖名春从《说文》入手，将“中”训为“和”，认为“中道”的实质就是和谐政治之道［2］；李均明也持类似看法，认为也可以指“适用广泛的治国理念”、“保持平衡的理论”，即“中道”［3］；邢文则提出“中”的解读必须同时满足15个条件才能成立，认为《保训》所描述的“中”，符合河图所见天数之“五”，也是一种“中道”［4］；李锐认为《保训》篇的“中”与后世的“中庸”、“中和”等思想有关联［5］；赵平安认为“中”与“诇”相似，以书的形式流传，是古代帝王即位前必须掌握的东西，“得诇得中如得天下”［6］；李零认为“中”本义为“表”，即“标杆”，既可以观测日影，也常用于军中，用于合军聚众，教练士卒，因此可以引申为指挥权［7］；周同科认为“中”字当为“章”之通假字，“中”之所指皆与“婚事”相关［8］；王连龙提出《保训》篇存在着两种意义层面上的“中”：前者指旂旗，后者是“中”道［9］；王晖提出“中”实际上就是古文献中的木柱，这种木柱在春秋战国之后叫做“重”，“重”上有铭旌，记录先祖等名号，“中”就是这样的神杆［10］；梁涛则认为“中”应是中道，《保训》表达了儒家的中道政治理念［11］；曹峰认为“中”即“公平公正”的理念，做“正直无私”解。［12］
　　由以上可以看出，学界对“中”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一，“中”在《保训》篇中的含义是否一以贯之；二，“中”是具体的实物还是思想观念。我们认为就同一篇文字来看，前后使用的概念应该是统一的，除非另有交代。这也是大多数持“实物说”或“理念说”的学者所认同的。对于第二个分歧，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理念说。《保训》篇的成篇年代，李学勤认为清华简的年代推断为战国中晚期之际，约公元前300年左右［13］，杜勇则通过对《保训》的语言特征、阴阳观念、中道思想的分析，认为它是成书于战国前期的托古言事之作。［14］根据著作的流传年代要早于其成册年代，则《保训》篇所反映的思想时代，和儒家思想开始广泛传播的时代很接近，因此，将“中”视为一种理念，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也有学者对“理念说”提出了质疑：作为一种抽象的处事原则，怎么能有借有还呢？［15］为此，一些学者花费巨大精力考证并给予解释。应该说，很多学者的解释，如前所引的“中道”说等，是很符合逻辑的。然而也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先秦古籍中没有“求中”或“救中”的说法，“得中”也基本局限于《易传》，与《保训》篇内容无涉，如果“中”是文王传给武王的重要观念，何以竟会随着《保训》篇的亡佚而一同亡佚，亡佚一篇文章并不奇怪，但亡佚一个词、一个曾被认为很重要的思想观念，恐怕说不过去。［16］其实，在这个强有力的质疑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历史研究，特别是在思想史研究中，逻辑的真与历史的真两者之间的张力。因此，在保证逻辑的真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回到历史的真，即要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去。
　　二 、 《保训》篇“中”字初义蠡测
　　为了便于讨论，现将《保训》篇抄录如下：
　　隹王五十年，不癒。王念日之多鬲，恐坠保训。戊子自演。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朕疾适甚，恐不女及训。昔前人传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女以箸受之。钦哉！勿淫！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鬲丘。恐，求中。自诣厥志，不违于庶万生（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诣，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解，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于呼！祗之哉！昔微叚（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伓（服）厥罪。微亡害，乃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康，祗备不解，用受大命。于呼！发，敬哉！朕闻兹不旧（久），命未有所延。今女祗备毋解，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毋淫！日不足，隹宿不羕。［17］
　　在《保训》篇中，文王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舜和上甲微的史事，来告诫武王要慎守得之不易的权力，进而保有并光大周族。无论根据传世的《竹书纪年》等文献，还是新近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18］，都可以看出尧、舜的活动时期处在传说时代，在漫长的文明进化过程中只是属于初级阶段。而上甲微也不过去舜有四百年而已，有学者用“血亲复仇”现象解释上甲微复仇有易的历史传说，这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况且殷商人对天帝的崇拜是学界公认的，他们总结并形成关于执政的形而上并且较为成熟的政治理念，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更不用说尧舜时期有这种可能性了。
　　再看文王及武王的表现。据《尚书大传》记载，周文王“受大命”之后，开始了一系列的征伐，“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19］同样，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于，明年伐崇侯虎”，而武王继承了文王遗志，在文王崩后三年了发动了灭商的战争，这些都是极端的手段，难怪孟子对《尚书·武成》记载的“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发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20］的感叹。这和“中道”等理念所倡导的行为大相径庭。因此，把文王传授给武王的训导视为“中”道等理念也是不合适的。也正是基于此，姜广辉根据传统文献只讲汤武革命的一面，而不讲他们如何实行“中道”，而质疑《保训》的真实性。［21］其实，他的质疑也正说明了“理念说”看似在逻辑上是完满的，但实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而且与史实屡有抵牾。“中”字含义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去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