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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基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的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倡议

    时间:2019-05-15 06:31:22来源:佩佩美文网 本文已影响 佩佩美文网手机站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动塑造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以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及其特点。中国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时机”,积极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倡议。在倡议行动中,中国主张全球治理机制应在不改变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调整,不谋求对联合倡议的主导,秉持促进发展的理念。
      【关键词】全球治理 中国外交 国际制度 世界贸易组织 二十国集团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法】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5-00014-28
      全球治理致力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全球秩序的塑造和维系。在不存在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和实施者。各国通过建立各类国际制度,对主权国家管辖权之外的全球性问题形成有效管理,使全球秩序得以形成和维系。因此,国家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及其在国际制度中的行为,是其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方面。
      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中国对国际制度的遵守以及国际制度对中国国内政治和外交行为的影响。以国际制度为研究焦点,符合其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现实。然而,上述三个问题并不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全部内容。除融入国际制度和被国际制度塑造外,中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动塑造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将对这一没有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开展初步的研究,以中国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中提出的改革倡议为案例,考察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及其特点。
      一、文献回顾与案例选取
      随着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大量出现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的转型,中国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之中。出于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多地以国际制度外交的形式展开。中国与各类全球性国际组织、地区性国际组织、多边制度、国际条约机制以及非正式国际机制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日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大热点。
      在国际学术界,较早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有萨缪尔?金(Samual Kim)和杰拉德?陈(Gerald Chen),他们分别于1979年和1989年出版了题为《中国、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和《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专著。前者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面对当时的东西对抗和南北关系格局,如何以联合国这一组织平台进行相应的投票和外交行为进行了探讨。 后者则主要研究了1971年以来中国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国外学者开始增多。哈罗德?雅各布森(Harold Jacobson)和麦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于1990年出版了《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一书,该书集中讨论了中国对这些国际经济制度的接触和参与以及影响中国参与行为的国内动力。 此后,伊丽莎白?埃克诺米(Elizabeth Economy)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主编的《中国融入世界:进程与展望》 以及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主编的《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 两部论文集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继出版。两部论文集的主要内容均为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人权、能源、军控等领域的参与行为以及中国在与各类国际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外交行为所发生的变化。除上述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为对象的研究外,国外学者对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承诺与遵守问题也有所关注。这一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杰拉德?陈的《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遵守》 和安?肯特(Ann Kent)的《超越遵守:中国、国际组织与全球安全》。 此外,江忆恩在其后来出版的《国家的社会化:国际制度中的中国(1980—2000)》一书中,检视了中国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常规武器公约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国际制度中的“社会化”进程。江忆恩认为,“社会化”效应使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国内学者也对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王逸舟主编的《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一书对中国与国际军控、人权、环境、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阐述。 在其新著《中国外交新高地》中,王逸舟对中国的国际制度外交也有专门章节的论述。 苏长和就“中国与国际制度”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集中论述了中国在多边制度和规范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转型的内在需求下,中国外交思维和行为的深刻变化,以及参与国际制度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秦亚青和魏玲提出了“过程型建构主义”的解释模型,分析了中国在参与构建东亚地区合作机制过程中如何受到合作进程的吸引而参与其中,并实现渐进式的权力社会化。 门洪华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回顾了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并就中国的战略利益需求提出了参与、主导和创设国际制度的政策建议。 刘杰在《机制化生存: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一书中,提出了全面参与国际机制/国际制度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 田野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为加强国家自主性而加入国际劳工机制的政策选择。
      这些已有的文献主要关注三类问题: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中国对国际制度的遵守、国际制度对中国外交行为的影响。其研究出发点是将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理解为融入和被塑造的过程。然而,随着中国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在所参与的国际制度中已不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形式和内容安排,而是愈来愈多地表现出主动、积极的姿态,或提出制度设计方案,或倡议建立特定形式和内容的国际制度。这一现象是已有文献没有充分注意到的。
      本文试图基于中国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中提出的全球治理改革倡议,对这一问题展开初步的研究。之所以选择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为案例,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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